文化视角下的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研究/刘国良(6)
笔者根据执法实践中的有关数据以及工作情况，将信访情势总结如下：
情势一：信访问题，上访高峰-影响社会和谐-预防和处理信访的能力成为考核政绩的重要指标-投入信访机构的人力、物力增加、信访机构权力增强-民众上访成功几率加大-成功上访刺激更多民众的上访热情、上访继续增多-对上访的投入继续加大-上访更有实效-更多的上访-最终形成上访洪流。
情势二：一次次、一层层上访，一次次、一层批转，周而复始，无限循环。例行公事，八股文章，衙门作风，终点即原点。
情势三：上访，再上访，不断上访，终于幸运得到某位高层领导的关注，哪怕是只言片语，雷厉风行下来，甚至钦差大臣出动，一切问题似乎迎刃而解。一些领导人似乎逐渐陶醉于这种貌似立竿见影的施政风格，实则是传统新官上任三把火的思维外在表现。
情势四：实务中不排除少数上访诉求是过分的、无理取闹的，或者是职责以外的。极个别上访人员甚至由于自身原因或者长期压力，具有偏执倾向，不可理喻（从人性角度讲是令人同情的）。但现实中人们的定势思维，哪个地方频频出现上访、特别是进京上访，这个地方就被认定为“社会不稳定”，有关官员将会面临“一票否决”。于是出现无原则地屈从于上访压力，图个暂时息事宁人，促成众多上访诱因。
笔者在执法一线，从办案民警的视角，拟既从传统文化的视角，又从执法实务的角度，对涉法涉诉上访案件的成因作一探讨。
1、对实质公正的追求是涉法涉诉信访的内在精神动力
按马斯洛的理论，个体成长发展的内在力量是动机。而动机是由多种不同性质的需要所组成，各种需要之间，有先后顺序与高低层次之分；每一层次的需要与满足，将决定个体人格发展的境界或程序。他认为，人类的需要是分层次的，由低到高，它们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在我国，传统儒家是一道德、人情社会，骨子里渴望被尊重的信仰根深蒂固，亦即是马斯洛的尊重需求。实务而言，法律规则从根本上不是司法判断活动决定的、根本性的标准，而是必须与“天理”、“人情”这样的非实定性标准结合起来，客观上为执法人员提供了一个非理性的判断标准体系。尔后执法人员根据自己的道德观念和个案的实际情况确定“天理”、“国法”、“人情”这三项模糊标准在整个判断标准体系中的位阶次序，进而对案件作出裁决[9]。在这样的标准体系中，人情往往被置放于首要地位。在纠纷解决中，首先依据的是情，其次是理，最后才是法，这是国人自古以来的传统[10]。在历史上，哪怕蒙受冤屈的人死亡，也要还其后人以清白。譬如岳飞死后多年，南宋王朝方给以中肯的评价，秋菊打官司只为说清一个“理”，近的如1979年1月至1982年2月的拨乱反正型信访。由此传统立法追求的是实质公道，司法停留在非理性状态，依赖一种实在的个体化与恣意专断，缺乏一种形式上受到保证的理性法律与司法。正是因为对实质公正的追求，才使民众在诉讼时有浓重的清官意识和清官情结。被尊重、渴望得到被尊重是普通民众其他层次需要和满足的前提。在他们感性的认知里，抽象的存在于人们生活当中，清官代表着公正，能为民“作主”，即所谓“天佑下民，作之君”[11]，“明君”们也乐意实行直诉制度，让小民有条件地进京告御状，以便民间的冤情和疾苦能上达天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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