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行为犯的构造/钱贵(12)
毫无疑问，任何犯罪构成都是主客观的相统一。主客观相统一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指犯罪构成既包括主观要件，又包括客观要件，二是指犯罪的主客观要件是有机统一的整体，主观方面是对客观方面的反映，犯罪故意原则上只能建构在对犯罪构成客观事实认识基础之上，不能超出犯罪构成的客观方面对行为人提出认识上的要求，否则便有主观归罪之嫌。第二种观点认为不管法律规定的构成要件是否要求危害结果的发生，都要求行为人认识到危害结果的发生，这显然是不合理的。再者，对于某些行为犯来说，根本没有危害结果的发生，又怎么能要求行为人认识到危害结果呢?至于论者所举的诬告陷害罪的例子，实质上混淆了犯罪故意与犯罪目的的概念。犯罪目的又被称为“超过的主观的要素”，它是独立于犯罪故意之外的主观要素。相对于故意的认识对象是犯罪的客观事实，而目的则缺少与之相对应的客观的要素(或者超过了客观的要素的范围)，这一点与故意不同。如盗窃罪中的不法所有的目的，绑架罪中勒索财物或其他不法利益的目的，都属于超过的主观的要素。在诬告陷害罪中，使他人受到刑事处分或刑事追诉的结果，不属于行为人的认识对象，而是行为人的目的，因此，使他人受到刑事处分或刑事追诉的结果，不要求行为人认识到，本罪只要求行为人认识到自己捏造的是虚假的犯罪事实，并认识到自己向司法机关告发的行为的性质。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行为犯的认识对象只限于对犯罪客体和犯罪构成的客观方面要件。对犯罪客体的认识是抽象的认识，即只要行为人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是侵害合法权益即可，不要求行为人具体认识到侵犯了哪方面的合法权益，也就是只要行为人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对于犯罪构成的客观方面的认识，只限于对行为本身的认识，不包括行为犯客观方面要件所不要求的危害结果。
另外，笔者想说明的是，上述对行为犯认识对象的分歧，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立法上不严密造成的。刑法第14条(犯罪故意)和第15条(犯罪过失)对“危害社会的结果”的规定，分别赋予了不同的含义，这是不恰当的。建议对刑法第14条进行修改，可改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或者明知自己的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并有意实施的，是故意犯罪。”通过这样的修改，“危害社会的结果”在两个不同而又关联的条文中取得了相同的含义，不但保证了立法用语的严谨，而且有利于指导司法实践，有利于区分不同犯罪类型的构成要件。
(三)行为犯的意志因素
通说认为，犯罪的意志因素是行为人希望或放任危害社会的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亦即行为人意志因素的内容是行为人对其危害结果所持的心理态度，这种观点被称为“一重标准论”。“一重标准论”认为，在犯罪故意的意志因素是针对危害行为还是危害结果方面，“应以行为人对其行为引起的危害社会的结果的态度为标准”，[26](P107)而不考虑行为的因素。此外，还有少数人所持的“双重标准论”，认为意志因素针对的对象既包括犯罪结果，又可以包括犯罪行为，如有人所指出的，“故意犯罪是希望或放任危害社会结果或者实施这种行为”。[27]笔者认为，行为犯的意志因素是以行为犯的认识因素为基础的，因此，行为犯的意志因素针对的对象应当是犯罪客体和危害行为。行为犯意志因素针对的对象包括犯罪客体，就表明意志因素的内容应当有危害结果的一席之地，而且这是最主要的。不过这里的危害结果并非结果犯的危害结果，而是最广义的危害结果，即行为对合法权益的侵害结果。狭义的结果由于不是行为犯的认识因素，因而不是行为犯意志因素针对的对象。如果行为犯对侵害合法权益这一广义的结果都没有意志，就不可能是故意犯罪。“双重标准论”认为行为犯的意志因素针对的对象可以只是危害行为，既与故意犯罪的本质不符，也与现行立法不吻合，因而为笔者所不取。至于为什么说行为犯意志因素的对象也包括危害行为，一方面这固然是由于行为犯的认识因素包括了危害行为，另一方面是由于行为犯对合法权益的侵害是通过危害行为本身而不是实害结果或危险结果体现出来的，行为犯的意志因素针对的对象包括危害行为自在情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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