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机关化解社会矛盾工作机制研究/张碧波(3)
（三）决策失误。决策的失误容易产生广泛的社会矛盾。当前，在资源配置、财产分配、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等重大决策的过程中，由于没有健全的内部决策规则和程序，而为了迎合少数领导和既得利益者，或者为了个人政绩而急功近利地作出损害甚至牺牲多数群众利益的决策，最终出现“政策一出台,矛盾跟着来”的被动局面。2008年云南孟连 “７•１９”事件就是“为既得利益者决策”的一个典型案例。长期以来，孟连部分胶农与橡胶企业之间存在错综复杂的利益纠纷，但当地少数县乡领导干部把企业提供的豪华越野车作为“坐骑”，收取企业的好处，自然为企业办事。当企业与胶农发生利益冲突时，县委、县政府不是站到维护群众利益的立场上，而是应企业请求做出严打“农村恶势力”的错误决策，调动警力对部分胶农实施抓捕，由此引发２死６１伤的严重警民冲突事件。
（四）法治建设滞后。现代民主具有内在的调节机制，人们可通过投票、听证会解决分歧，化解利益矛盾冲突。由于我国民主制度还处在发展阶段，依托民主制度化解社会矛盾的途径、方式和方法还没有成熟，造成部分地区政群、党群关系紧张，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同时，我国各项法律制度、规则正逐步制定和完善，一些领域还存在法律上的“空白”，难以有效预防和化解人民内部矛盾。“有的虽有法律规范,但弹性过大,可操作性差，容易使人们钻空子，为自身牟取非法利益” ，使一些国家工作人员不执法甚至乱执法。又因为法治建设的滞后，一部分群众的法制意识淡薄，依法维权意识较差，难以适应建设民主法治社会的要求，具体表现为利益诉求方法不当，行为过激，如部分上访群众不听取政府有关部门政策解释，不断采取缠访的形式无理取闹，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和机关工作秩序。
（五）化解机制不完善。法治建设的深入发展，使社会矛盾纠纷当事人的意思自治程度越来越高，这就决定了国家司法权应当尽可能少地介入矛盾纠纷。也就是说，化解矛盾纠纷，除了诉讼方式外，更多的需要非诉讼调解机制，通过基层人民调解、行政调解、行业调解、仲裁等多种方式来解决各种社会矛盾纠纷。但当前的种种因素影响了非诉讼调解机制的发展和运用：一是国家不够重视。目前，国家将主要资源集中配置于司法机关和正式的诉讼程序，对其他纠纷解决方式的制度建设重视不足，投入相对薄弱，导致民间解决纠纷的效力低下，能力退化 ；二是社会不够尊重。随着法治建设的深入发展，民众的权利和诉讼意识增强，国家也引导民众走司法解决之路，媒体宣传上往往把“诉讼”作为解决社会矛盾纠纷的正面途径进行报道，加上群众对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功能、程序和优点不够了解，造成非诉讼调解机制应用少；三是衔接不够规范。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各种方式之间、诉讼和非诉讼解决方式之间没有形成规范有效的衔接，同时由于审判机关对非诉讼解决方式不情愿配合甚至不屑于配合，使它的效力得不到司法强制力的保障，不利于纠纷的有效化解，最终是造成社会矛盾积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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