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证据的叹息》看犯罪“故意”问题——由余英与杨英之间的伤害案说起/杨德寿(2)
原始病历上有杨英入院前两小时被他人推倒的记录，但记者又在另一份病例上看到了杨英是因不慎摔倒而住院的，而且这两份病例都是同一个医生写的。这位医生在一份调查笔录中说，杨英说话很反复，一次说是被人推倒的，一次又说是自己摔倒的。邢邵阳、李兰英夫妇的证言，他们证明杨英写的那份自己不小心摔倒与他人无关的说明，是被余英逼着写的，而余英的律师赵刚却说这是一份伪证，调查显示这对夫妇接受了杨英的钱物。护士李逾的证言证实，她去看杨英的时候，杨英向她哭诉，说是余英把她推倒在地。李逾的证言也是通过杨英口述得来的。记者曾意外得到一份李逾亲笔写的书面声明。李逾写到，我对这件事根本不清楚，派出所取证时，我差不多每句都用了估计或可能之类的话，但取证人员根本没有将这些字写上去。因我和余英关系不好，所以取证人员坚持没写估计之类的话时，我也没有深究便签了字。
就在检察机关提交的这些间接证据倍受置疑的情况下，余英的辩护律师赵刚却说当时有两个人目击了事发的全过程，并已做了书面证言。一个目击者是民工岳中伟，另一个是审计局干部官承权。由于岳中伟到外地打工去了，记者没能采访到他。只在对岳中伟的调查笔录中看到了这样的话：我经过大门口时，听到一个女的说我只要9元，不要10元。说着就往下退，退了两个坎坎一屁股就倒下去了。当时岳中伟停留在大门口处，对面十几米远就是事发现场。余英家的小卖部按理说应该能看得很清楚，但这份证言竟未被采信。对此，阆中市人民检察院的理由是该笔录的调查人与本案无关，他们既不是本案的辩护人，也不是本案的其他人员。
官承权在调查笔录中这样说到：事发那天中午，我吃过午饭后在阳台上洗碗，听到外面两个女的说话。我看到柜台里的那个女的给柜台外的这个女的拿了一张钱，然后柜台外的那个女的就要离开，她转身向右向下走，脚一下子就崴了绊倒了。而且，官承权很肯定地说，是杨英自己脚踩滑了绊了的。针对官承权的证言，公安机关带着摄像机进行了现场试验，亲自到官承权家的阳台上，把镜头对准余英家的小卖部，但当时摄像却看不到小卖部中的情形，而官承权一再保证所说属实。原来，事情发生后，余英将自家的雨棚加长了约1米，而电力部门也在小卖部的右前方新栽了一根电线杆。为此，记者让余英将新加长的雨棚拆下来，在拆之前记者把摄像机架在了官承权家的阳台上。而记者就站在官承权当时所在的位置上。随着雨棚一片片地拆除，原先被新加长的雨棚遮挡住的小卖部的柜台露了出来，记者能清楚地看到柜台旁人的活动情况。而旁边的那根电线杆确实挡住了记者向下看的部分视线，然而官承权的证言法院最终也没有采信，原因是案卷里面有一份现场试验笔录，而且并没有涉及到电线杆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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