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钱贵(3)
2、采取幅度刑量刑建议和绝对刑（无期徒刑、死刑和死缓，而不是绝对的刑期）建议相结合的制度设计形式较为合理性。笔者认为，在现有的法律框架内，我国的司法实践宜采取幅度性求刑和绝对性求刑相结合的体制，这主要是针对我国刑法所设置的刑罚本身就存在着幅度刑和绝对刑而确立的。幅度性量刑建议主要适用于法定刑有一定幅度的刑种，如有期徒刑、管制、拘役等，这种幅度性求刑要求每一起案件的每一名被告人都要落实在一个具体罪名所规定的某一个量刑幅度范围内，而不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量刑幅度内，当然，有附加刑的应当单独提出，幅度性量刑建议多为基层检察机关采用，这与基层客观存在着千差万别的案件现实相联，也为基层提供了可操作空间，比较符合我国的客观实际；绝对性求刑主要适用于法定刑没有自由裁量空间的刑种，如无期徒刑和死刑等，这种案件一般是由市、州以上的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其案件的恶性程度、复杂程度较大，对检察机关和检察官的要求较高，这与市、州一级所担负的工作性质和所承担的责任紧密相连，如对一起案件到底是建议审判机关判处其死刑，还是判处其死缓，这就要求检察机关提出一个明确的意见，这无疑对检察机关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要求检察官本着高度负责的态度和深厚的法学功底结合案情实际提出科学合理的量刑建议。张宏森著的《大法官》中林子涵在向审判委员会汇报的一段话：王杏花故意杀人罪（因长期受被害人即其丈夫蹂躏和摧残杀了丈夫）虽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但她的杀人动机有无奈之处和反抗意味；当然，无奈和反抗不能抵消杀人罪名，但犯罪根源和行为动机值得考虑……合议庭经过反复讨论，形成了这样的法理思想，这就是，实现法律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实现公正，但法律本身，特别是成文法本身，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总会有各种形态的新问题涌现出来，使法律，特别是成文法显示出某种滞后性。因此，为了实现公正，法官不能完全拘泥于法律本身，而是根据立法者的立法意图对法律有不断的创新性解释。成文法和法律文件的语言永远不可能是绝对明确的，因此解释它们的时候就会有两种道路可供选择。面对王杏花案，合议庭选择的是倾向于实现公正的解释。因此，我想特别强调实现公平比实现法律更为重要……（王杏花最后被判15年有期徒刑）。虽然这只是小说的情节，但是我们认为林子涵说的话就包含着一种死刑的价值判断问题，即实现公正比实现法律更为重要。虽然这是小说颂扬了一名审判员对死刑的一种价值判断，但是，在现实司法实践中，检察官也必须本着高度负责的态度和深厚的法学功底结合案情实际向法庭提出科学合理的量刑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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