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我国社区矫正的几个问题/李飞(2)
（二）社区矫正适用理念的转变
我国法律规定对管制、缓刑、剥夺政治权利、假释、监外执行等社区服刑人员的刑罚由公安机关进行监督考察；而从社区矫正工作的实际来看，社区矫正却是由专门的社区矫正组织在相关社会团体和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进行。笔者认为，从社区矫正制度自身特点来看，其适用对象都是对社会危险性较小的犯罪人员，如果对其刑罚处罚不合适，不仅不能达到教育预防犯罪的目的，反而会在监狱这个大染缸中恶性传染。因此，社区矫正应该采取一种更人性化的教育与改造的方式——社会感化，正如木村龟二人认为的，教育刑的教育并不意味着以恶害的报应进行教育，也不意味着单纯传授知识的知识教育，而是兼具知、情、意使犯人成为社会人的教育。刑罚的本质在于使犯人成为社会人，使犯人恢复到犯罪前的状态，科处刑罚不是因为行为人犯了罪，而是为了使行为人不犯罪；科处刑罚是要依据犯人的个性，采取相应的方法使其再社会化，使他可能重返社会，故刑罚的个别化是其本质。笔者认为，木村先生的观点正是对社区矫正制度的理念的一种完全阐释。
（三）公正合理的程序的保障
程序正义才是实现实体正义的前提条件。社区矫正制度在我国刚处于起步试点阶段，所以在程序的保障方面存在很大的缺位。因为缺乏统一的程序要求，各个试点省市都因地制宜，根据当地的社区矫正的具体情况制定了相关规定，但从全国整体来看过于零散，没有形成统一的规范体制。这给社区矫正制度深入长期以及大范围的适用带来了体制上的困境。
我国社区矫正工作主要是针对被判处管制、缓刑、剥夺政治权利和被决定执行监外执行、假释罪犯这五类对象，将其中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置于社区，由专门的社区矫正组织在相关社会团体和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进行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笔者认为，目前我国的社区矫正适用对象简单的套用刑法中五类罪犯，有失合理，虽然从社会危害性方面来说这五类犯罪相对小一些，但对于适用社区矫正来说不能只从社会危害性这一方面来判定，如刑法第二百九十五条规定，传授犯罪方法罪，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由于此种犯罪本身的特点所然，如果适用社区矫正，恐怕并不能真正达到改造教化的目的，反而会给他提供再次犯罪的契机。因此，笔者认为，应该从社区矫正制度自身特点出发，制定出符合其特征的适用规则和具体操作规程，这样就可以从判决适用初期就严格把关，防止其滥用。
根据最近出台的刑法修正案八草案来看，其中新加规定了不少相关的社区矫正条文，虽然草案还需进一步讨论修正，但从整体的立法思想上来看，立法机构已经逐步加大了对社区矫正的适用。因此，笔者建议能尽快出台《社区矫正法》作为目前社区矫正制度适用的法律依据，对社区矫正的机构设置、矫正的内容、矫正的程序、各部门的权力与义务等作出明确而详细的规定，为社区矫正工作提供强有力的法律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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