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刑法中的体现/马天升(2)
（一）“两点论”背离了罪刑法定的基本内涵
罪刑法定原则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是为了限制国家刑罚权的滥用，实现刑法正义，保障公民自由的。根据理论上的通说，罪刑法定原则最初体现在英国1215年由英王约翰签署的大宪章中。该宪章第三十九条规定：“不经适合其身份的合法审判和国家法律，任何人不得被逮捕、监禁、没收财产或不得被驱逐、施暴和被剥夺法律保护。”从实质上说，它仅仅是维护封建制度的产物，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罪刑法定原则，但它无疑开创了限制王权和保障人权方面的先河。其后，英国通过的1628年《权利请愿书》、1688年《权利法案》、1679年《人身保护法》都从不同角度使罪刑法定思想得到了巩固。随着英国殖民主义的发展和扩张，罪刑法定原则被带到了美洲大陆，并在1776年的《权利宣言》以及1787年的《美利坚合众国宪法》中得到体现。法国大革命爆发后，法国人更是在著名的《人权宣言》中对其做了明确的规定——“在绝对必要的刑罚之外不能制定法律，不依据犯罪行为前制定且颁布并实施的法律，不得处罚任何人。”在《人权宣言》的指引下，1810年法国刑法典第4条明确规定：“没有在犯罪行为时已明文规定刑罚的法律，对任何人不得处以违警罪、轻罪或重罪。”这条规定，被认为是罪刑法定原则最直接的刑法渊源，给欧洲各国乃至全世界的刑事立法和司法制度带来了深远影响。
另外，一般认为，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卢梭等人提出的“天赋人权”、“社会契约论”和“三权分立和制衡”等学说是罪刑法定原则的思想渊源之一。而这些学说观点反映在刑事法方面，则表现为针对封建社会的罪行擅断，提出罪刑法定原则，“通过严格限制国家刑罚权的无端发动来实现对国民权利与自由的保障”。[ 付立庆：《善待罪刑法定———以我国刑法第三条之检讨为切入点》，载《法学评论》2005年第3期。]众所周知，国家的权力具有天然的扩张性，刑罚权亦是如此，因此就必须对国家刑罚权进行限制，要求司法机关必须严格依照实现制定并实施的法律的明文规定定罪处罚，不能超越法律规定，更不能在没有法律规定的情况下给人的行为定罪判刑。
综上，我们可以得出，无论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还是从其产生的思想渊源上看，限制刑罚权、防止司法擅断、保障人权始终是罪刑法定原则的精髓和本质所在。而从它的基本内涵——“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中，我们同样可以得出，罪刑法定原则从未产生过所谓的“积极扩张机能”，它的功能只可能是消极的、限制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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