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证人的条件/印文军(3)
三是单位能否成为证人?这个问题实际上只存在于我国民事诉讼法学中。在国外以及我国刑事和行政诉讼理论上，都对单位作为证人持否定的观点。之所以产生这一问题，是源于我国《民事诉讼法》第70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据此，有不少学者认为，我国民事诉讼中的证人包括单位。也有很多学者对此持否定的态度，“在我国，学理上多数学者也不赞同将单位列为证人”。
我们对单位证人持否定的观点。理由在于：第一，我国《民事诉讼法》第70条的规定虽有将单位界定为证人的语意倾向，但并未肯定地规定单位出庭作证就是证人。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都有义务出庭作证，但单位提供的证据不能被理解为证人证言。实际上，在诉讼过程中，单位出具的“证明书”不是证言，不具备证言的特征，而是书证。因为证言的本质特征是经过证人的感知、记忆和陈述所形成的口头或书面言词，单位出具的“证明书”恰恰不具备这一本质特征。在立法上，该条的措辞有欠妥当之处，但学理上不应当机械地据此将单位理解为证人，将其出具的“证明书”理解为证人证言，而应该将“证明书”之类的证据材料归入书证的类别。第二，在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和辩论式庭审方式下，证人必须接受双方当事人及其律师的反复盘问、质询，并对相关的作证背景问题作出回答，那么，单位如何接受并回答这些询问呢?如果让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出庭并回答询问，其诉讼证明上的依据何在，他是代表本人还是代表单位来对案件事实进行回忆和陈述呢?况且，这与证人不能选择和替代的基本特征是相冲突的。可见，将单位作为诉讼上的证人，会导致很多无法自圆其说的矛盾。第三，证人和证人证言的特征决定了单位不能成为证人。遍查各国法律，迄今为止尚未发现单位作证的先例。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都没有单位可以作证的规定，在我国台湾地区，学理上证人的概念特别强调自然人的特征，“所谓证人，乃指对于法律有关事实，就其五官觉察所得而陈述者而言。”总之，古今中外的诉讼理论和司法实践，都无将单位或机构组织作为诉讼证人的做法。
北安市人民法院 印文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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