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公众人物人格权的限制和保护/王胜宇(3)
至于固有的公众人物和偶然的公众人物的划分，并不十分科学。在我国没有必要采用偶然的公众人物这一概念，主要理由在于:第一，对于哪一些人士应当属于偶然的公众人物本身缺乏准确的判断标准，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官的个人判断。例如在美国某个案例中，原告的妻子跳楼自杀，被告正好拍摄到其跳楼的瞬间，并将其作为新闻来披露，法院认为原告的妻子在跳楼的一瞬间成为了公众人物，因此被告的行为并不构成侵权。自然本案的判决受到了一些质疑，依据Powell大法官在Gertz案中的见解，局部性公众人物是“自愿”地投人公共争议中，因此原则上没有“不自愿”的公众人物。可见偶然的公众人物概念本身即给予了法官过大的自由确定公众人物的权利，这显然不尽正确。第二，偶然的公众人物本身是普通公民，尽管他们在卷入到某个争议事件中时引发了公众兴趣，也只能说该事件涉及到了公共利益和公共兴趣，而对于该事件的报道，则不应当扩张到对有关个人隐私等方面的利益进行限制。如果按照偶然的公众人物这一概念的提法，孙志刚、齐玉菩等应当属于偶然的公众人物，某人生了三胞胎或某人中了体育彩票而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也应当属于偶然的公众人物，那么势必要适用公众人物的标准而对这些人的人格权利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这显然是不妥当的。
三、公众人物人格权的限制
公众人物概念的产生在很大程度_L是为了对其人格权的限制提供合理性，美国沙立文诉《纽约时报》案中首次确立“公共官员”的概念，即是为了对公众人物的人格权提供合理的限制。我国近年来出现的涉及公众人物的案例中，也都提出了对公众人物人格权的限制问题。我认为对公众人物的人格权应当作适当的限制，理由如下:
第一，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满足公众兴趣的需要。一方面，公众人物尤其是政治家等，其财产状况、言行举止以及他们所从事的活动常常关系到公共利益，理应满足公众的知情权以强化对其的社会舆论监督。阳光是最佳的防腐剂，对公众人物的隐私权进行必要的限制，对于反腐倡廉也是有意义的。另一方面，公众对国家高级公务人员或社会知名人士在心理上非常关注并有了解、知情的愿望，公众人物的某些隐私问题成为“新闻事件”并由此可被自由陈述。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个人隐私应受法律保护，但当个人私事甚至隐私与最重要的公共利益发生联系的时候，个人的私事就已经不是一般意义的私事，而属于政治的一部分，它应成为新闻报道不可回避的内容。”
第二，协调舆论监督权和人格权保护的需要。在二者发生冲突的时候，应当侧重于保护舆论监督的权利，因为舆论监督的权利毕竟关系到公共利益的维护。正如法院在2002年范志毅诉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侵犯名誉权纠纷案的判决书中所宣称的:“即使原告认为争议的报导点名道姓称其涉嫌赌球有损其名誉，但作为公众人物的原告，对媒体在行使正当舆论监督的过程中，可能造成的轻微损害应当予以容忍与理解。”在中国新闻舆论监督机制仍不健全，舆论监督的作用发挥不够的背景下，为了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为了对新闻工作者所从事的正当的舆论监督实行特殊保护，以鼓励新闻工作者大胆行使舆论监督权利，尤其需要对公众人物的人格权作出必要的限制。更何况公众人物较之普通人，有更多的机会和条件接触新闻媒体，从而澄清事实，为自己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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