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与控权/陇夫(2)
其一、容易助长司法者的惰性，遏制司法者素质的成长。作为解决两造纠纷之第三者，司法者素质需远远高于其他社会主体，这是现代法治对司法者的基本要求。这种素质首要地体现为司法者获知案件事实的判断能力、推理能力和应变能力。如果司法者非要通过嫌疑人的口供才能确定案件事实，这虽然在一定情况下可能以较低的成本取得预期效果，但它也是以可能导致错案的高风险为代价的。同时，对当事人口供的过分依赖，使司法者不论采取何种措施，只要能使嫌疑人开口说话，便万事大吉。从而司法者往往不是用智慧办案，而是用武力恐吓等简单粗糙的方式办案。对“沉默权”的否定，就是对司法者无能的肯定。这样一来，司法者在社会主体的心目中不是温文尔雅，以理服人的文化人，而是粗鲁暴躁、以力服人的一介武夫。可见，虽然沉默权可能节省某种经济的成本，但也可能浪费难以数计的社会成本。
其二、容易导致枉纵现象。“不枉不纵”，这是我们长期以来对司法效果的期望。作为期望，它的美好自不必言。但美好理想需合适工具来兑现。否则，只能导致借美好理想的“道德专制”。可以说，“不枉不纵”只是对司法者的一种道德期望，它在制度上的安排只能是当“罪疑”之时，既不实行“无罪推定”，也不实行“有罪推定”。这看上去确实中庸客观，但实行起来只能是要么枉、要么纵，而我们期望的“不枉不纵”也许会烟消云散。然而，否定了沉默权，未必能实现预想的“不枉不纵”。因为在“猎手”的素质止步不前的情形下，“狡猾的狐狸”往往能以花言巧语骗过猎手。
其三、更重要的是它容易放纵权力，使人们对权力失去起码的信任。近世以来，人类把法制建设的重点投向对权力的法律控制———从而有所谓法治，这是因为人们深刻认识到了权力为恶的事实。权力应当是道义的化身，但它并不总是道义的化身。相反，如果没有必要的法律控制，它往往借助道义为恶。对沉默权的剥夺，事实上是对国家公权力的放纵。因为只有公权力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剥夺嫌疑人的沉默权。于是，刑讯逼供、罪疑存有、粗暴武断等等就在所难免。在此情形下，要人们信任权力，并继续把权力当作道义的化身，显然是勉为其难。然而，人类要有序地生存，就一刻也不能缺少权力。放逐权力的无政府主义，同权力给人们安排一切的政府万能主义一样，虽然不乏理想，但毫无有利可言。这样，否定沉默权—权力放纵—权力失信—社会无序—强化权力，就形成一种难以克服的“恶循环”。
由重视口供、否定沉默权所带来的这些缺陷，再反思沉默权设定的必要性，似乎可以顺理成章了。不过，我想进一步强调的是：沉默权的设定，需与控制国家权力的理念相关联。因为这样，才有可能使人们拂去对沉默权需以昂贵费用为代价的恐惧；才能痛下决心，改变司法者素质普遍低下的境况；才能防患未然，革去权力为恶的制度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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