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法学教育模式的改造/孙廷然(3)
法律诊所教育仍然是法学教育，学生办理真实的案件只是将案件作为教学内容的载体而不是目标。法律诊所教育的教学目标是要教会学生如何去学习和运用法律。如著名教育家迈耶（Mayer）先生说，“我们应该教授学生如何思考，而不是教授他们思考什么。”
2000年初，美国福特基金会在中国选择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七所大学，资助其进行诊所式法学教育的试验。2002年7月，中国诊所式法律教育专业委员会成立。截至2007年底，己有64所高校引进了诊所式法律教育并成为诊所法律教育专业委员会的单位委员[7]。实践证明，诊所式法学教育的价值、功能基本上被法律教育界所认可。但由于种种原因，各学校的法律诊所的运行存在各种问题，如法律诊所尚未普及且运行状况不佳、法律诊所的建设资源匮乏、学生投入诊所教育的时间与精力不足、案件来源有限等。
三、中国法学教育模式的改造设想
（一）构建法学教育分流制度
长期以来，我国将法学教育定位于“精英”教育，这种定位必然体现为应试教育，既阻碍了国民素质的整体提高，也产生了社会不公平现象。新加坡的教育分流制度能够较好地解决这一难题。
新加坡的教育制度的最大特点在于精英与大众兼顾，本着因材施教的原则进行教育分流，通过不断优化的教育模式，力求把每一个人都培养成为社会的有用之才。教育分流制度的理论基础是精英与大众兼顾的教育思想，在承认个人差异基础上，为每个人提供了适合个人发展的教育计划，从而使每个人都能获得最大程度的发展[8]。
我国法学教育的目标是培养法律人才，包括学术研究型人才和法律实务型人才。因此，我们可以借鉴新加坡的教育分流制度构建我国的法学教育分流制度。
（二）中西合璧——法学教育模式的嫁接
由于引进国外先进的法学教育模式对我国的法学教育模式进行融合性改造，不同于法律的孤立性移植，笔者借用生命科学中的嫁接概念对我国法学教育模式进行尝试性改造，将国外科学的法学教育模式作为“接穗”嫁接到我国法学教育模式这一“砧木”上，保持“Seminar”模式或法律诊所模式的科学性状，利用我国法学教育模式的有利特性，形成一种稳定的、科学的、适应学术研究型和法律职业型人才需要的法学教育模式。
在上述构建法学教育分流制度的基础上，笔者有两种设想：其一，构建招生分流制度。在招生时分流，招生简章上招生类型直接分为学术研究类和法律实务（职业）类，学生入学后直接采取相应的教学模式进行培养。其二，在现有的招生政策下，实行中途分流。可以从大二开始，让学生自主选择流向，选择学术研究或者法律实务进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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