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安全立法滞后与前瞻――从“吕科”事件谈起/沈木珠(2)
网络安全的概念，包括了计算机信息系统和国际联网的安全保护，后者，公安部经国务院批准，于1997年12月发布了《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但与前者《条例》一样，偏重于一般性的行政管理、国家安全和治安处罚，两者的“法律责任”，也没有太大差别。前者危害计算机安全的事项只涉及计算机病毒，后者增加了对计算机信息网络功能进行删除、修改或增加对计算机信息网络中存储处理或传输的数据和应用程序进行删除、修改、增加的两项活动。但是，触犯以上规定的，如无违法所得，仅由公安机关给予警告。尽管末尾都有“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但何为构成犯罪行为？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没有明确规定。新刑法第二百八十六条所指危害行为有轻重之分，法规似无厚薄之别，吕科及其事件就是在这种两者都管不着的情况下，退而按“劳资纠纷”处理的。
说我国网络安全立法滞后人们可能已经能够接受，但是，要求前瞻性立法，则可能备受指责，甚至认为是脱离现实的天方夜谭。的确，立法前瞻并非易事，然也不是绝无可能。美国二百多年前的宪法就颇具前瞻性，仅其关于司法的规定就使最高法院开创了美国司法进步数百年的基业。当前，网络安全立法并非瞎子摸象，而是有诸多国际立法可供参考，更有各国司法实践可供研究。笔者认为，当前网络安全法必须考虑以下三个问题：
首先，加强打击网络犯罪的力度。众所周知，电子商务是21世纪贸易的主导模式，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为了掌握国际电子商务的主动权，更在律法的制定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意图左右国际电子商务的立法，克林顿甚至邀请著名黑客到白宫商议网络犯罪问题。这是因为他们深知网络安全保护是一个国家电子商务发展的轴心。我国电子商务起步并不太晚，技术也非落后，但是发展却十分缓慢。以1999年为例，财政部公布的交易额仅5500万元，大约为美国的数万分之一。这除了与我国计算机普及率低，信息网络系统设施相对落后，以及网上税收、保险、合同效力等规范不到位外，电子支付与金融管理、信息系统及个人隐私保护等网络安全问题缺乏保障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而我国电子证据、电子签名效力之含糊，也无不制约着企业和个人进入电子商务的信心。兼之想到国际“黑客”、国内“黑手”随时可能侵袭计算机信息系统，年轻一代程序员之缺乏职业道德等，无不使电子商务的主体———企业和服务商望而生畏。当法律对这一切束手无策，当网络程序破坏行为只是轻微的治安警告或因有不当收入才加5000元罚款的时候，立法的滞后对电子商务发展的限制便是可以理解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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