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突发事件的法律规制建设之我见/牛建国(3)
第三，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特指关系人们生命及健康的疾病类重大突发事件。如我国03年的SARS、09年甲型H1N1。
第四，重大社会安全事件。这类突发事件通常与政治军事暴动有关。具体包括一些游行、恐怖袭击等。
对重大突发事件进行合理的分类，有利于政府及有关方面在研究并制定相关应对策略时能够因“事”而异，有效提高对重大突发事件的防御水平，加大解决力度，尽可能的降低重大突发事件对社会造成的危害。
(二)重大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涉及的宪法及行政法问题分析
重大突发事件的爆发，如果处理不当，往往会贻误危机处理的最佳时期，从而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因此，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有效的对重大突发事件进行控制，就显得弥足重要。世界上不同国家对重大突发事件的处理模式相差很大。美国主要以联邦应急计划为法律基础，总统直接领导，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等核心机构协同运作;日本主要由内阁总理负责，内阁官员直接管辖，力求做到国防安全危机管理与防灾减灾为一体。
由于历史及现实等多种原因，导致我国的行政法起步较晚，虽然早在唐朝时期就己经开始出现行政法典，但与现代意义的行政法之间存在着本质的不同。我国直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才涌现出一批研究行政法的专家，现代意义的行政法概念才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而我国的宪法，大多是对社会制度及体制进行了原则性的广义规定，对其中的细节性规定又相对缺乏。这样一种大的法律环境导致我国在重大突发事件处理上实行的是政府管理模式。虽然重大突发事件的政府管理模式具备了诸如速度快、资金足、协调性高等优点，但作为一个法律工作者绝不能仅以客观的效果来评价政府的行政管理行为的恰当性，这当中的很多措施对社会的正常秩序重新予以调整，涉及方方面面的法律问题，有的甚至涉嫌执法违法，应该引起法学界重视。而且在当今法治优于人治的大环境下，这种传统的重大突发事件管理模式由于缺乏相关的法律依据及授权，而显得有些“先天不足”。因此，将重大突发事件的应急管理由政府模式上升到法律模式，是十分必要的。
1.权力的制约
孟德斯鸠曾经在《论法的精神》中说过:“要防止权力滥用，就必须用权力制约权力”。由此可见，失去约束的权力，必然导致权力的滥用。行政权力应当也必须受到制约，在法律界基本已经不存在任何异议了。所不同的是，处于重大突发事件爆发的特殊时期，被法律授予的行政权力较之普通的行政权力通常具有更强的集中性和扩张性，只有这样，才能对紧急出现的重大突发事件进行强有力的控制。那么，这种处理重大突发事件的更加强有力的行政权力是否需要制约呢?资产阶级法学家认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 由此可见，即使是重大突发事件爆发的特殊时期，行政权力也是需要制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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