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方式、调结构与经济犯罪防范、治理中边缘化问题探析/刘国良(2)
其次至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改革开放，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中央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我们实现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恢复和坚持了长时期行之有效的各项经济政策，又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实践经验，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的经济措施，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认真的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 生产方式和产业结构调整才被关注，这应当是对转方式和调结构理解和提出的雏形，是始作俑者。
再次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纵深发展，农业方面，截止到1983年，全国农村实行“双包”（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生产队达到93%， 工业方面，贯彻国民经济“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邓小平在讲话中强调指出：“为了使国民经济各种比例关系逐步协调，使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某些建设项目要下马，某些企业要关、停、并、转，或者减少生产任务。” ，实践中，结合国民经济调整，关停并转了一大批能耗高、质量差、货不对路、长期亏损的企业，这应是转方式、调结构的具体实践。
而今十七届五中全会公报提出顺应各族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主攻方向，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重要支撑，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是一场深刻变革，必将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各领域。与此相对应，农业方面：一是加快推进城镇化的进程，二是要努力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如大力发展农业龙头企业，加大农业科技投入力度，大力发展农村专业合作社与各种专业协会，走“现代农业+农业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或专业协会）的发展道路。”三是推进农村社会“集聚式”社区化发展。工业方面：一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二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然涉及到各个方面的切身利益，必须处理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三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需要加快推进科技进步和创新，科技进步和创新将人类社会生活带来巨大变化，四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并不仅仅意味着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更多的是要解决人与经济、经济与社会、经济与资源、经济与环境、经济与文化等一系列各个层面的问题，而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要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
总之，转方式、调结构是一个主题分解成两个既相关联又不可用一种解读方法去理解的两个词，是同一矛盾问题的两个方面。所谓转方式的解读，应多侧重于在生产方式的转变上，实务中主要是适应与不适应，由不适应的方式转变成适应方式，过去适应的传统生产方式，在生产进度加快的今天就会不适应，转变成为必然。而调结构，结构本身作为一框架，其存在主要是合理与不合理的问题，改革的中心之一是结构调整，其是否被调整的前提，便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内在有机联系是否统一、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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