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传统信任机制与WTO的冲突和适应/周军(2)
对于中西方信任机制的差异，学者们普遍认为主要表现在普遍主义原则与特殊主义原则的区别上。如帕森斯认为，西方社会中支配着社会关系的是一种普遍主义的伦理，一视同仁是这种关系中的基本准则；中国社会中人的关系则是特殊主义的，即这种关系中每个人都是另一个人的特殊对象①。费孝通先生将西方的社会关系比做捆柴，几根稻草束成一把，几把束成一扎，几扎束成一捆，几捆束成一挑．每一根柴在整个挑里属于一定的捆、扎、把。他们常常由若干人组成一个个的团体。每个个体对于团体的关系是相同的，也就是说西方人的关系是团体格局。而我们的格局则好象把一块石头击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②
二、当前我国法制信任机制的现状与影响
当中国几千年的儒家文化传统与计划经济体制发生综合作用时，使我国改革开放前居于统治地位的法律文化存在自身难以克服的固有缺陷，使法律制度的公信力极其有限。改革开放后，当代西方以市场经济体制为基础的法律文化得到一定的认同，并在法律制度中有所体现。但由于民族文化和历史传统的差别，以及社会发展目标和经济结构的差异，西方法律文化不可能被我国全盘接受。
现阶段，我国正处于重要的社会转型期，收入差距越来越大，新兴阶层不断发展，私营企业主越来越多、地位越来越高、作用越来越大，对政府及政治人物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导致经济领域内功利性的价值目标在关系主体的价值体系中地位日渐提升。特别是政府对社会和经济生活进行主动干预的特征及其在经济领域扮演的重要角色，影响甚至主导着社会信任机制的产生与选择。随着基于关系信任机制不断发展，我们所面临的地方保护主义也越来越严重，动摇了整个市场的法制信任基石。
按照WTO法律文化，企业作为资本集中的典范，其在投资和贸易领域具有与个人无法比拟的商业信誉。但就目前现状看，我国企业的信用缺失还比较严重，违背诚信原则的行为不断发生，在银行和企业之间，部分企业借贷不还；在企业与企业之间，相互拖欠、赖帐、欺诈，使资金运行梗阻；在中介活动中，审计报告、资产评估等具有法律效力文件的失真时有发生；在证券市场，基金、股市黑幕频频曝光；在日常生活中，黑心棉、注水肉等假冒伪劣现象漫延。
在我国，企业信誉和效益往往与特定的企业领导人相联系，与政府领导人相联系。随着这些主体间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不断影响到投资与贸易领域，不断形成并巩固某些新的交往规则。为了保证他们的预期利益，这些规则往往与国家法律相抗衡，贪污受贿、窝案串案越来越多，导致国家法律威望的期望值和公信力不断下降，使法律法规难以得到真正有效的施行，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社会的信任危机。笔者认为，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固然有产权制度或者市场等各方面原因，但归根到底是我们法律文化背景下的信任机制问题，企业领导人的改变或者政府领导人注意力的改变，可能使企业所有关系发生变化，而关系发生变化，市场和资源都会发生变化，直接影响到企业的生产效益和信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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