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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党国体制”的发展与省思/熊利民(10)
  今天,在台湾已沦为在野的国民党负责人,正力图洗刷执政时期(1950-2000)的一个名词:“外来政权”。这当然与台湾近年来“民主化”、“本土化”的气势有关,更可能与长时期戒严,抹不去的党国体制有关。
  1949年12月,中华民国政府迁台,国民党输掉中国大陆的政权,与中共隔海对峙。台湾没有被“解放”,既拜东西冷战之赐,也与蒋介石和他领导的党,抱着“毋忘在莒”精神,企图重整大业,雪耻“复国”的努力有关。[46]法理上,1947年国民政府行宪后,党国体制不再,但有几个因素使迁台的国民党政权,仍摆脱不掉大陆时期的“遗产”:一、迁台的中华民国政府延续了大陆时期的法统。1950年3月1日,蒋介石复总统职,形式上宣布继续实行宪政,中央政制五院、国民大会均不改变,地方推行地方自治并进行省市民意代表的选举。不过,由于情况特殊,总统由蒋介石长期担任近30年,党、政、军大权在握,也不能免除个人崇拜。最高民意机构,以国民党籍占绝对多数的国民大会代表及立法委员、监察委员,长期留任达四十四年,被称为“万年国会”的“老贼”。这样以国民党一党独大的体制,实与政党政治有很大落差。二、撤退到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有中共的“解放”叫嚣、地下活动(匪谍)的文攻武吓,复有台独势力、台湾地位未定论者的威胁。为此,除了维持宪法的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外,更于1949年5月20日起实施戒严达三十八年之久。戒严体制下的民主,徒具形式,人民的言论、思想、行动、组党等自由,深受限制。三民主义加上反共抗俄的国策,形成牢固的意识形态,军、特、警权力超越法治范围,形成白色恐怖,台湾一时未能去除党国体制的阴影。三、这时期的权力中枢是国民党,由于抗共失败,国几不国,党几不党,乃有党务的“改造”。1950年8月5日,中央改造委员会成立,国民党反而向中共吸取严密组织经验,重拾列宁式的治理原则,自命为“革命民主政党”。民主一旦加上革命,政党一旦具革命性,离民主就遥远了。[47]
  1980年代,苏联解体、东欧的巨变,也直接冲击国、共两党。1976年毛泽东过世,1978年邓小平时代登场。邓虽坚持毛思想的正统和共党专政,但在理论上已背离“不断革命”论,以“改革”、“开放”作号召,要求党、政分开,开始摆脱马列主义意识形态的枷锁。在追求民族国家的利益、改善老百姓的物质生活基础上,不造神、不搞阶级斗争、不玩群众运动,恢复市场经济,实行政、企分离,引入外资企业,私有财产空间愈来愈大,民间自主活动领域也见扩张;“新中产阶级”出现,有无可能形成西方推动民主的中产阶级,仍待观察。不过这些经济发展策略,与世界经济体系接轨,显然对中共党国体制带来不小的冲击。显著的事实是,至今中国大陆各级“单位”的控制力大大减弱、群众运动停歇、“告别革命”之声四起。从中央到地方党组织力也有削弱之势,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政治大见消退。虽说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招牌仍高高挂起,毕竟此时“党国”,已非彼时“党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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