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党国体制”的发展与省思/熊利民(12)
1950年代,因为国共斗争的结果,造成了两个党国。一如前述,中共自20年代自苏联移植列宁式的党组织,从江西到延安,它具备了对手国民党政党体制的所有特色,包括民主集中制、一党专政、领袖崇拜等,更有超越之处,例如有更坚实的底层,更具魅力的意识形态。毛泽东掌权后,40年代起强调党的一元化领导。这一革命政党尤具动员群众的能力和渗透力的基层组织,最后终能赢得政权。50年代之后近三十年的毛泽东时代,一个以党国消融社会,“以党代政”真正的党国确在中国出现。相对的,实行宪政的国民党政府,局处台湾,在东西冷战、内外威胁下,一时还难脱党国政治的阴影。不过,到了80年代,世局巨变,中共的党国体制渐见动摇,台湾则在1987年解严之后,民主政治大幅迈进,1980年代终究走上第三阶段,完成由党国体制演变为民主政治的转型。
从1920年代党国体制逐渐成型,逐步蜕变到民主政治,前后将近八十年的历史看来,党国体制或许可称为一种“革命式的现代化”的政治体制。它的确提供近代国家组织形态,讲求高度动员和效率,也促使国家走上工业化、军事化,正与高涨的民族主义合拍。不过,同样也可以造成政权的专制化、恐怖化,但毕竟不能达到民主化。[54]由传统帝制到现代政治制度的建立,从党国体制走到政党政治,当然需要一点时间:英国1640年爆发革命,推倒专制国王,到1688年光荣革命,推翻复辟王朝,建立现代政治体制,前后48年;法国1789年大革命,到1875年通过宪法成立第三共和,为时86年。中国辛亥革命,帝制倾覆,到1980年代在台湾的中华民国实行政党政治,费时近八十年,实行民主政治的时机理应成熟。其次,实行政党政治也需要环境的配合,过去的经验显示当权者的态度相当重要:执政的政党如能勇于放弃革命属性,走向民主;如能体认多党竞争胜于一党政治,如能以自由市场经济取代国家控制的经济,如能让人民日常生活浸润在民主的氛围中。那么,真正民主化时机的到来,就不会远了。
注释:
[1]“革命式的现代化”一词是借用陈明明的说法,本是形容1950年代后共产中国现代化的模式,但如果就突显“党”在治国中的角色言,也可用在国民政府时期的政治转型过程。参见陈明明,〈在革命与现代之间〉,《复旦政治学评论》,第一辑,2002年10月,页227-261。
[2]相关代表性的著作,如王世杰、钱端升合着,《比较宪法》(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民国政制史》(重庆:商务印书馆,1939);陈之迈,《中国政府》(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平心,《中国民主宪政运动史》(上海:进化书局,1946);董霖,《战前之中国宪政制度》(台北:世界书局,1968);罗志渊,《中国宪法与政府》(台北:正中书局,1976);陈端云,《现代中国政府》(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史远芹等,《中国近代政治体制的演变》(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徐矛,《中华民国政治制度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王兆刚,《国民党训政体制研究》(北京:中国社科出版社,2004)。国外的研究,例如Hung-mao Tien,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Kuomingtang China, 1927-1937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Lloyd E. Eastman, The Abortive Revolution: China Under Nationalist Rule, 1927-1937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Robert .E. Bedeski, State-Building in Modern China: The Kuomintang in the Prewar Period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1)。日文較新的著作,例如家近亮子,《蔣介石與南京國民政府》(日文本2002年;中文本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田中仁,《1930年代中國政治史研究:中國共產黨の危機と再生》(東京:勁草書房,2002);西村成雄,《20世紀中國の政治走向:中華民族的“國民國家”の凝集力》(東京:青木書店,2004);石島紀之、久保亨,《重慶國民政府史の研究》(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04)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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