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党国体制”的发展与省思/熊利民(13)
[3]康有为，〈日本变政考〉，卷2。蒋贵麟编，《康南海先生遗着丛刊》，册10（台北：宏业书局，1976），页43-82。
[4]晚清议会制度的引介与移植问题，参见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9）；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第15章，页277-295。
[5]这一方面的讨论，可参考茅家琦，〈中华民国在中国社会发展史上的地位〉，《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4年期1，页65-73。
[6]1912年胡汉民、李烈钧二督都不赞成中央集权，其中当然有权力的斗争因素，也有外国的经验。例如1905年俄国会之覆辙，有“在上者稍存野心，将复返帝制”之虑。胡后来主张采“有限制的集权说”，以调和争执。见胡汉民通电，上海《民立报》，1912年6月8-9日。
[7]严复，〈辟韩〉，王栻编，《严复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册1，页34-35。
[8]孙中山，〈民生主义与社会革命〉，1912年4月1日在南京同盟会会员饯别会演讲，《国父全集》，册2（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73），页214。
[9]有关民初政党移植的讨论，参阅张玉法，《民国初年的政党》（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
[10]费孝通，《乡土重建》（台北：文侠出版社，1973），页163。
[11]费孝通的分析，参见前引书，页160-162。中国绅士的传统社会角色，可参见张仲礼着，李荣昌译，《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1991）。
[12]梁启超，〈论湖南应办之事〉，收入林志钧编，《饮冰室文集》（上海：中华书局，1941），册2，页43。
[13]这方面，郑观应的《盛世微言》，何启、胡礼垣的《新政真诠》，陈虬的《治平通议》等均有所发挥，参见王先明，《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页306-315。
[14]多半的研究者，认为晚清以后地方绅士流向都市，新知识分子脱离与乡村的血脉关系，地方权力真空，反为社会边缘人物所掌控。参见费孝通，《皇权与绅权》，页140-147；金观涛、刘青峰，《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3），第3章，页117-146；许纪霖，〈近代中国变迁中的社会群体〉，《社会科学研究》，1992年期3，页84-87；Philip A. Kuhn, 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Militariza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1796-1864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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