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党国体制”的发展与省思/熊利民(15)
[19]胡汉民，〈训政大纲提案说明书〉，《胡汉民先生文集》，第3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78），页43。有关中央政治会议职权的讨论，还可参考陈之迈，〈国民党的政治委员会〉，《社会科学》，卷1期4，1937；关志钢，〈1927-1937年国民党“中政会”雏议〉，《近代史研究》，1990年期4，页138-153；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上海书店，2003），页152-155；王兆刚，《国民党训政体制研究》，第2章，页66-83。
[20]语出林桂圃，〈中国国民党的中央政治会议〉，《国衡》半月刊，卷1期12，1936年10月。
[21]俄苏维埃政权初建，布尔什维克党与政权的执行和决策机构是中央委员会，后因人数膨涨，中央全会变成泛泛的政治讨论会。故从1919年俄共（布）八大始建政治局，使决策权移到人数较少的政治局，其成员最初包括人民委员会正副主席、共产国际主席、陆海军人民委员、真理报主编、俄共中委会书记处书记等。这个机构大小事都管，成为真正意义的最高政府权力机构，即列宁所讲的“寡头政治”。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列宁选集》，卷4（济南：人民出版社，1972），页203。
[22]胡汉民说：“党部断断不能干预行政，因为干预行政，政府、党部就变成了双重衙门。党部的责任，只在深入民间，去指示人民，领导人民，以辅助政府之所不及！”胡汉民，〈推行地方自治是建设国家的础石〉，1930年1月24日讲，《胡汉民先生全集》，第3册，页609。蒋介石也主张：“党员如对行政不以为然，则当就其意思而忠告之；忠告之不听，则呈其意见于上级党部，而弹劾之；弹劾之无效，则用中央职权而改组之；而其最要之标准，则党员党部绝不能直接加以干涉，或处置政治。”见〈中国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会议纪录〉，铅印本，页163。
[23]胡汉民，〈党部在训政时期的责任〉，1930年3月3日在立法院讲，《胡汉民先生全集》，第3册，页185-186。
[24]参见张超，〈国民党虚领下的南京蒋介石政权，1927-1937〉，《武汉大学学报》，卷58期3，2005年5月，页319-325。
[25]胡汉民，〈党治的政府〉，1928年12月1日讲，《胡汉民先生文集》，第3册，页400-401。
[26]地方党组织，1931年省市党部7处，1935年13省市有党部；基层更差，河南1937年有四分之一的县没有县党部，湖南1934年12月只有半数的县有县党部。下层党部进行“教”的工作，变成唱高调、喊口号、贴标语的衙门，见〈对于以前各县党务工作的观感〉，《江苏党务周刊》，期6，1934年5月。1937年国民党中央派张道藩、李庸之等赴贵州发展党务时，为省长周西成逮捕入狱； 云南龙云把持党、政、军、经各方面的权力，人所周知；山西阎锡山于1931年借故施行查封省党部达七年之久，1939年恢复后，仍受严格控制。见张超，〈国民党虚领下的南京蒋介石政权〉；陈明仙，〈我所知道的贵州党务〉，《贵州文史数据选辑》，15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页137-144；孙代兴，〈滇军军阀始末简述〉，《西南军阀史研究丛刊》，第1辑（重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页6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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