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党国体制”的发展与省思/熊利民(16)
[27]〈蒋介石日记〉，1938年4月3日，影印本。同年4月1日〈日记〉中说：“本晚大会推余为总裁，惶恐惭愧，明知责任重大，然不敢谦辞也。对总裁责任应当仁不辞，以救国与对外之道已无他法，此为最后一着，实与抗战增加实力不少，而且确定党国重心，无异与敌精神与其策略上一大打击也。”
[28]战前军委会非常重要，享有与五院平等的地位，但其职能与机构是很有限度的，只有为执行其正常军事职责参议所需的机构。而参谋本部、训练总监部和军事参议院等虽受它监督，却是单独组织，不受其直接辖制，军政部则为行政院的一个部门。但抗战后，军事委员会之下组织了几大行政部门，不仅有军令部、政训部、政治部，而且还有新闻检查局、运输部和重、轻工业部，其机构较之国民政府其它直属机关都庞大。这表明军事委员会已包揽部分行政部门的基本权力，并且，军政部成为一个双重组织，既是军事委员会的一个部门，又是行政院的一个部门。同时军事委员会还有若干直属单位。这样，政府的行政权力受到了军事委员会的剥离，促成了国家权力的逐步集中，尤其是蒋介石个人权力的集中。见刘会军、郑礼丽，〈抗战时期国民党统治权力的核心结构：党政军一体化〉，《中国现代史》（影印资料），2003年2期，页35-39。
[29]王赣愚认为中国在抗战时期党政军三大系统之外，加上一个国防最高委员会，却不能扮演“行政总枢”的角色，原因是参加会议人数过多，议案常涉琐务，发令不能统御全局，见〈关于我们的战时行政〉，《大公报》，副刊，战国15期，1942年3月11日。陈之迈，《中国政府》，第1册，及王世杰、钱端升，《比较宪法》均指出国防最高委员会常会常成联系调和场所而已。据刘维开的研究，国防最高委员会常会1939-1947年间通过1073件决议案，其中以行政方面为多，军事议案很少，党务几乎没有。同时会议的效力反而不如蒋介石自己在官邸主持的非正式党务会谈、党务干部会谈、军事会谈等。見劉維開，〈國防最高委員會的組織與運作〉，收入石島紀之主編，《重慶國民政府の研究》，頁21-36。
[30]1936年蒋任行政院长兼军委会委员长时，政府的真正实权所在，始终是围绕着蒋委员长转的。何廉曾指出，蒋委员长不仅是行政院的头，军事委员会的头，党的头，如果化成实权来说，他是“万物之首”。见何廉口述，《何廉回忆录》（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页115。
[31]〈蒋介石日记〉，1938年4月27日，复印件。该日的记载说：“最后决定权不可常用，非万不得已或有多数反对意见时而一用之，若平时共同一致时更不必用矣。领袖处事未定之事应先洽商下问，既定之事则可授意或通告，使之明了意图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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