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党国体制”的发展与省思/熊利民(17)
[32]〈改进党务并调整党政关系案〉，1938年4月1日，收入林泉编辑，《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史料专辑》（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91），页261-262。
[33]吴铁城语，转引自王贤知，〈抗战期间国民党组织建设与组织发展的几个问题〉，《近代史研究》，1990年期2，页245-246；省级以下的党政关系在实际运作上的问题，可参考《王子壮日记》（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0），册8，1943-44年部分。党的下层困境的分析，参阅王奇生，前引书，页284-316。
[34]William C. Kirby, “The Nationalist Regime and the Chinese Party-state, 1928-1958”, in Merle Goldman and Andrew Gordon eds.,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on Contemporary East Asi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211-237.
[35]戴季陶语，见时希圣编，《戴季陶言行录》（上海：广益书局，1929），页183。
[36]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邀请中共周恩来出任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郭沫若出任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航业巨子卢作孚任交通部次长，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的章乃器任安徽省粮食厅长均为例子。
[37]中共七参政员，〈我们对于参政会的意见〉，《新华日报》（汉口），1938年7月5日；陈启天意见转引自徐彦，《中华民国政治制度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页186；有关国民参政会之运作，见张玉法，《中国现代政治史论》（台北：东华书局，1988），页223-226。
[38]参见荣晓燕，〈国民党抗战时期政治体制述评〉，《山东大学学报》，2000年期4，页31-35。省市以下战时民意机关的研究仍待开展。
[39]“中华民国宪法”百分之九十以上是依据政协所产生的宪草，政治协商会议中共是参加的。1947年初，制宪国民大会甫结束，蒋介石派张治中赴延安见毛泽东，欲继续和谈，毛以废除中华民国宪法为条件。此后双方以武力相见，1949年1月14日，毛提八条件向国民党逼和，其中第二项即废除中华民国宪法，可见一斑。见蒋匀田，《中国近代史转折点》（香港：友联出版社，1976），页152-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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