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党国体制”的发展与省思/熊利民(18)
[40]1930年代中共的黨政軍經驗，可參考田中仁，《1930年代中國政治史研究：中國共產黨の危機と再生》一書。1940年代中共延安经验可参考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
[41]引见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革命的中国的兴起，1949-1965》（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页68。
[42]陈永发，《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台北：联经，2001修订版），册下，页1049；柯伟林指出，毛泽东的位置可说是人民共和国政权的“背脊”（backbone），认为没有人能忽略毛在中国的角色，即使毛死后几十年也难作客观评价，因为涉及国家合法性与毛纠缠不清。见William C. Kirby, “The Nationalist Regime and the Chinese Party-state, 1928-1958”, p.230.
[43]参见金观涛、刘青峰，前引书，页378。
[44]参见刘建华，《单位中国：社会调控体系重构中的个人、组织与国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页39-51。
[45]吕芳上，〈寻求新的革命策略：国民党广州时期的发展，1917-1926〉，《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22上，1993年6月，页297-324。
[46]1952年蒋介石以“毋忘在莒”四字题石金门太武山，以台湾、澎湖、金门、马祖为复兴基地，期勉不忘复国。1964年军队发动“毋忘在莒”运动，发扬战斗精神。50年代蒋介石的讲话中，颇多“复国”、“光复大陆”的话语，见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卷23-25。
[47]1950至70年代国民党及中华民国政府的政治分析，可参考：许介麟，《战后台湾史记》（台北：文英堂，1996）；张玉法，《中华民国史稿》（台北：联经，1998）；张玉法，《近代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史》（台北：东大，1999）；Hung-mao Tien，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Political and Social Change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Stanford：Hoover Institution Press，1989）；Steve Tsang, “Chiang Kai-shek and the Kuomingtang’s Policy to Reconquer the Chinese Mainland, 1949-1958”, in Tsang ed., In the Shadow of China: Political Developments in Taiwan Since 1949 (London: Hurst & Co., 1993)； Bruce Dickson，Democratization in China and Taiwan：the Adaptability of Leninist Parties，（Oxford：Claredon press，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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