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党国体制”的发展与省思/熊利民(2)
辛亥革命的目标，简单的综合是：推翻君主制度，建立共和制度；废除专制政治，实行民主政治。一开始，的确这两重任务是推进中国社会、经济、文化进步的首要工作，同时，两重任务之间有联系，但非一回事。[5]从历史经验看，建立了共和制度并不等于实行了民主政治，而经济的发展，造成新的社会结构，有时反倒可以督促民主政治的推进。武昌起事之后，共和国体很快建立，其后虽有袁世凯、张勋的反复，但民国共和体制脚跟已经站稳。不过，民主政治的实行则显得摇摆不定。具体的争议，一是中央政府的体制是总统制或内阁制，一是权力的分配是中央集权或地方分权。民元南京临时政府可说是总统制，但“临时约法”采取的是对总统权力的制衡，近于内阁制。至于国家实行单一制或联邦制问题，清末民初反对中央集权，主张地方自治实已成为一般社会思潮，导引出辛亥革命后几近于各省联盟的政治现象。[6]袁世凯上台后的办法，先是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上，削弱省的权力；次则在行政与立法关系上，削减国会的力量，结果走中央集权与专制的老路，最后演成君主制度的复辟。不幸的是，倒袁之后，全国失去政治中心，大小军阀穷兵黩武，在一定地域内关起门来做土皇帝，实行专制统治。1912-1913年，中国第一次可以试行政党政治的机会丧失了，此中值得反省的事有二：第一，孙文的革命同盟会，在1912年转化为国民党，表示由革命政党回归到近代议会普通政党的运作，如顺势而为，与立宪派演变来的进步党竞争，中国政党政治或有实现之日，可惜中途夭折。国民党一旦重新转入革命党，连结了1920年代的一党建国、以党治国的思潮，两党政治短时间内在中国不复可期。主要困境一是“其时未至，其俗未成，其民不足以自治”之故。[7]一是早期先知先觉者，号召批判帝制、推翻专制王朝者多，讨论废集权、行民治之法者少，以为共和政府一经成立，民主政治乃水到渠成之事。事实上共和国体之下也有专制政治出现的可能。1912年4月，孙文辞卸临时大总统后，要致力于民生主义事业，正式认定民族、民权主义已因民国成立而达成，[8]初始实未料袁世凯对民主政治的巨大反扑。到了1920年代，同样的情形是孙文提出“建国大纲”、“五权宪法”而不及于施行细节，结果国民党以“革命政党”自居，国民政府实行“训政”，保育式的民主，只能在尝试中改正错误，民主学步显得特别辛苦。
第二，1912、1913年，共和初建，试行欧美近代的民主制度，政党制度正是其中之一，是舶来品，国人了解深浅不一。民初政党繁多，品流参差，主要政党确有政治改革运动的历史渊源，但一旦要实行政党政治，便必须以国会议员选举为运作中心。一旦实行内阁制，总统权力受限，国会议员选举便需与内阁的组成挂钩。不幸的是，这些发展均不符袁世凯的品味，宋教仁之死，敲响了民初政党政治的丧钟。[9]近代有些知识分子期望中国政治发展是：“皇权变质而成向人民负责的中央政权，绅权变质而成民选的立法代表；官僚变质而成有效率的文官制度中的公务员，帮权变质而成功商业的公会和职业团体，而把整个政治机构安定在底层的同意权力的基础上。”[10]其中较可讨论的一个环节是“绅权”。中国传统的绅士是一个独特的社会集团，绅士是知识分子，拥有特定意识形态，是社会变化的主力，他们出而为仕，退而为绅，“官于朝，绅于乡”，是政治、社会和经济的管理阶层，支撑国家，又为国家所控制，“政治无为、绅权缓冲”，正是传统中国政治与社会相安之道。[11]到了19世纪末，亦即距今百年之前（1905），科举制废除，更象征中国遭逢巨变，绅士也必得跟着转型。绅士到那里去？绅士进城，绅权进入城市，“欲与民权，宜先兴绅权”[12]，依晚清有识之士的规划，申明了“绅权”宜附丽于“民权”的时代意义，具体的说就是绅权如能靠议院来发挥，新知识分子多少取代了绅士的传统角色。[13]政治党派连结地方绅士进行政治运动，成了清末民初政党的活动路径。但直到民国三、四十年代，知识分子阶层都还难发挥应有的功能，政党何以无法吸收并透过知识阶层，填补传统社会绅士的原有角色，似乎是传统与现代之间，社会政治转型一个绝大的关键问题。[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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