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党国体制”的发展与省思/熊利民(3)
三、“党国”：具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
从权力关系入手，国家乃由政治制度所代表的政治权力所呈现，具体的体现是立法、行政和司法三者的有机统一，亦即与广义的“政府”概念互通。政党是现代政治的主角，但不必成为政治制度的组成部分，只有作为政治制度实际操作者—执政党，才有实际的政治力量，这种政治力量也只能借助政治制度即“国家”，才能实现。故而党的权力与国家权力虽有部分重迭，但二者之间仍是相对独立的。[15]比较值得注意的是1920年代开始，中国受苏俄影响出现了排他性的执政党，党国合一，又逐步消融社会，形成长时期特殊的党国体制。[16]而后国、共两党走的正是“以党治国”、“以党代政”，程度不一的党国政治，这显然是走向民主政治的歧途，也是挑战。
从近代中国政治发展历程看，1920年代国民党一党治国体系的建立，是辛亥革命从帝制走向共和之后的另一大政治转折，是对民初多党政治教训的总结，也与长期革命运动理论和经验息息相关。辛亥革命后，国民党政治活动的表现不能尽如人意，孙文让位袁世凯、二次革命及护法运动亦不能引人同情，都是明显例证，也是稍后国民党改组的背景。国民党的一党政治理论，可说发端于1905年同盟会组成之始，坚定于1914年中华革命党成立之际，成熟于1924年国民党改组之时，而确立于1928年国民政府训政体制的实行。依据孙文晚年的主张，国民党在获得全国政权之后，要通过先一党后多党制的方式，由训政向宪政过渡，1924年国民党改组，正式确立了党治国家的模式。于是，1928年北伐统一之后，国民党继承了孙文的遗训，奉行“以党治国”的政治观念。
1920年代，中国政治寻求变化，从自由主义代议政治，走向政党操控的一党政治，[17]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来自十月革命后的苏联。“以俄为师”，直接的影响是政党由政见认同的议会党，变成意识形态认同的革命政党，也就是说国民党、共产党两党都不例外的成为宽严不一的列宁式政党。[18]1928年，当国民党跃升为政治舞台的主角，政府的存在是为执行党制定的政策时，“党国”时代便正式来临。
国民政府作为一个党国，除了把党徽嵌入国徽，把党歌当作国歌的政治符号外，1928年开始的党国体制，有几个可注意的地方：首先，国民政府以党治国的基本原则，是一党专政，党在国上。这在“训政纲领”（1928年）和“训政时期约法”（1931年）中的具体呈现是：中国国民党是唯一合法政党，代替人民行使国家政权，中央政府由国民党中央产生，国民政府对国民党中央负责，国家重要事务由国民党中央决定、指导与监督，国家根本法及其它重要法律由国民党中央制订、修正和解释，归纳起来就是：国民政府法由党定，权由党来，行受党督。就制度面说，一切立法原则、施政大计，皆源于党内，成熟于中央政治会议，然后交国民政府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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