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党国体制”的发展与省思/熊利民(5)
从党政关系人事观察，中政会委员兼国民政府委员的人数比例如次：
表一：中委会委员兼国民政府委员人数表（1928-1937）
时间：国府委员；中政会委员兼具国府委员者/中政会委员总人数；中政会委员兼国府委员占国府委员数百分比
1928年10月-1929年：17；16/17；94
1929年3月-1930年11月：19；15/19；79
1931年1月-1931年12月：42；31/40；74
1932年1月-1935年10月：47；31/36；86
1936年1月-1937年7月：41；14/29；34
资料来源：王正华，〈南京时期国民政府的中央政制，1927-1937〉（台北：政治大学历史学系研究部博士论文，1997）。
据表一显示，中政会委员兼国府委员人数在1935年之前，平均占国府委员总人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示中央层次党政合一，以党领政，关系十分密切。但在地方情形截然不同，地方党委以不兼任地方行政职务为原则。以1934年各省市党政人事为例，二十五省市中，苏、皖、鄂、川、闽、豫、冀、晋、陕、青、津均无党委兼职，其它省市党委兼政府委员的比例亦低，而党政首长互相兼职的状况，多发生在中央权力难及的地方实力派控制区域，甚至党中央派赴地方的党务人员和党部频遭压迫，地方势力裂土为主，除了妥协之外，党在地方几难立足，更毋论发展。[26]中央与地方两相比较，从组织与权力看，是否正意味着“打江山能坐江山”与“打江山不能坐江山”之别，地方党、政自成系统，双轨并行，纠纷不断，党组织在地方少权力、无威望，不能生根，地位弱化。这又与俄共、中共党治，自上而下贯澈到底，党凌驾政府，党通过党员和组织对政治资源全面垄断，党委书记成为地方政治的主宰者，判然不同。严格的说，国民党的党国模式只见诸上层，没有深入下层。
另外，战时党国体制有党、政、军一体化的走向。为了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中央以军事为中心的高度集权化，地方以党政联合强化党政军的一元化领导，成了战时体制的明显倾向。不论临时措施或制度调整，其时都有历史连续性的足迹可循。首先是蒋介石领袖地位的确立，是代表他作为孙文党总理之后的合法继承人。1938年4月1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依新修订的党章第五章，推定蒋为党的“总裁”，对国民党中执会决策，拥有最后决定权。蒋认为这将有助于抗战，在“日记”中说：
为党国奋斗三十年，至今方得全党之认识，本党动摇已十有五年，至今方得稳定，其为不幸之幸乎。[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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