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党国体制”的发展与省思/熊利民(7)
1920年代获得政权的国民党，她们自视为“革命政党”，企图要重建中国为近代国家，采取革命的现代化方式，一方面要重塑“新国民”，推动文化与生活的“党化”，从教育、思想言论、出版、电影下手，“党义”的普及，成为由宣传到动员的手段；透过“革命道德”的宣扬，藉“新生活运动”与社会纪律化、军事化相连结。国民党无意把中国人变成俄国佬，但的确想把“散沙”拌成“混凝土”。[34]另一方面，党国体制从起始就不是国民党政治改造最后目标；立即实行英美式的政党政治，也不认为可行，但却是未曾放弃的中国政治远景。问题是过去几十年以欧美政党政治为体，以俄列宁式政党为用的国民党，在何时才能体用合一、转型成功。
四、两个“党国”：何去何从？
1. 稍纵即逝的转型契机
国民党的党国体制推动的是一种“保育”政治，[35]以党建国、以党治国，目标是重建中国。列宁式政党的政治控制基本上是不可挑战的，但这并不是说光靠自己就能完成建国、治国的任务。自我的期许和外在的挑战，是政治转型的要件。从孙文开始，军政、训政、宪政建国程序三阶段论，表明国民党起始即未打算永久一党统治，孙文、蒋介石都宣示民主宪政是最终目标。不过要执政党拱手让出既得政权是不能想象的事，因此往政党政治之路，迂回曲折，亦属必然。“孙文中国”为党国模式起头，“蒋介石中国”着手实行党国政治，“毛泽东中国”则为中国缔造了一个名符其实的党国。
1928-1945年，蒋介石主持下的国民政府，曾在党国体系下为民主政治打开一扇小窗。30年代国民党曾在召开国民大会、起草宪法上，下过功夫，可惜因战乱未能出胎；战前国民政府在经济、实业、交通及国防等方面，的确有相当程度的成就，一部分的原因是“借才于党外”，翁文灏、蒋廷黻、何廉等，不同立场、党派的人能在不同领域作出贡献，对党治的局限性有所突破，到了抗战时期更为显著。[36]权力的适度集中和指挥的统一，对于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和政权都属必要，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采取一元化的领导有其合理性，然如果能同时集思广益发展其民主的成分，厚植民治的基础，也是有其进步意义。七七抗日战争发生后，国民政府开放党禁，允许党外报刊的出版，勉强的民主比不民主好；1938年7月6日，战时中央“准民意机关”—国民参政会开议，到1947年撤消止，前后九年，历四届十三次大会，提出建议案2600余件。国民参政会只是一个咨询机关，但作为一个议政的讲坛，在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党国体制下，非国民党人可以批评时政、进行质询、提出议案、宣传政见，固然体现政党合作的一面，也提供了反国民党势力、反一党专制的斗争平台。在野的共产党人认其具有走向真正民主化初阶的价值，青年党人视之为战时民主宪政运动的摇篮，[37]可见有其可肯定的一面。同样的，在地方省市临时参议会、县参议会，均在1939年后陆续成立，可作为地方民意机构的雏型。县以下乡镇民代表会和保民大会，也有初步的规划和尝试，略具地方自治的型胎。[38]这些是与一般战时集权制度相撷抗的措施，虽只能称是有限度的民主化，但仍应视为中国近代党国体制逐步转型为民主政治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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