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党国体制”的发展与省思/熊利民(8)
从实行西方式的政党政治言，1945-1949年是近代中国政治的另一次转折。战时中国不是只有军事活动，政治、社会、经济、文化都产生深刻的变迁。影响战后政治变化的因素至少有四：一、执政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因为战争而精疲力尽，复元和走回正轨都非易事；二、原有在野的政治对抗力量（中共）由侏儒变成带武装的巨人，形成对执政者的重大挑战，而在走向宪政的同时，内战的烽火已随之燃起，且战且走，边制宪边戡乱的道路，十分崎岖；三、新社会力、政治力的集结（如民盟、第三势力、学生、知识分子），要求分享国家权力和资源，该如何应付，千头万绪；四、战时宪政参与运动的胃口被养大了，一党治国下的政治权力该如何重新分配、如何转型是另一重大考验。战后在表面上，由一党专政走向民主政治，是各党派的共同要求，但涉及权力实质的分配，就复杂得多。1945年，国共双十会谈，蒋介石、毛泽东对国民大会的召开，并未取得共识。1946年，由多党派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取内阁制又偏离五权宪法精神的政治制度，非国民党所喜。同一年11月召开制宪国民大会，制订一个近于内阁制的宪法，准备行宪，但中共指称主其事的国民大会为“一党包办”的国大而加以杯葛，同时开始以武力争夺政权，此后的行动，在在显示她们对宪政已无兴趣。[39]这时期仍具革命政党性格的国民党，由训政走向宪政，实际上是执政者把权力基础由一党独裁换妆为民主形式而已。孙文所谓的“还政于民”，这时是政权让给选民，治权仍由国民党保持之意。这说明政党的性质如不改变，政治的转型便可能换汤不换药。1947年12月25日，中华民国宪法开始实行，次年3月召开行宪国民大会，选出蒋中正为总统，李宗仁为副总统。无论如何，这是对训政的超越，是实行民主政治的契机。然而国大同时又在4月18日通过“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固有其现实情势的需要和苦衷，但在实质上解除了非常时期宪法对总统权力的限制，使行宪后的中华民国政府依然走上领袖独尊、一党独大的局面。也就是说“党”仍在宪法、国家之上，真正的政治民主转型又告落空。1949年，中共夺取政权，以无产阶级的党专政；中华民国政府则撤退来台，于是隔海对峙下的两个“党国”遂告形成。
2. 两个“党国”的走向
1949年10月1日，中共建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成立，10月8日，国民党主政的中华民国政府迁都台北。两党的共同历史经验是：他们都以俄为师，受苏联政治体制的影响，只是中共实行的是强势全面的党国体制，国民党实行的是弱势过渡性的党国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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