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党国体制”的发展与省思/熊利民(9)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苏联扶植下成立，先与国民党合作下成长，然后与国民党争夺天下。1927年以后中共逐渐形成自己的势力范围，建立自己的武装与政权，至少在1930年代的江西时期，他们在农村已学得国家与社会一体化，党一元化的领导体制；到40年代延安时期，更能深刻运用了以党领政、以党领军、以党领群的列宁主义党一元化领导技巧与原则。[40]也就是说，1950年代之后毛泽东的党国体制，是建立在过去政治经验的基础上。
有人说国、共两党好像“难兄难弟”，指的是政治体制都袭取苏联经验。50年代之前，国民党一党独裁、一元化的政治体系、意识形态控制、军特警的运用、国家控制下的经济，政治与日常生活的党化与军事化，与50年代之后中共的政治走向，初无二致。50年代，中共“一边倒”，尊苏联为“老大哥”，声称“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41]对苏联政治模式固有全盘照搬，也有创新和超越。1950年以后储安平称中共“党天下”，其实由来有自。第一、毛泽东树立至高无上的权威，他是中国的列宁、史大林，也像中国历代的开国皇帝。[42]他是念通了中国古书的读书人，懂军事、有权谋，能把马列主义中国化，进而形成一套“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共的意识形态。毛泽东思想实即为马列主义的中国化，实际上是儒家化和农民化。儒家化实现了由知识中心向道德中心之转化及破除反传统心态；农民化则是在儒家化的同时，把农民视为无产者，把农民战争经验和农民文化系统纳入马列主义中。这样适合国情，又能打动几亿农民心头的新意识形态就成了“新中国”社会的基础。实则毛泽东在1935年遵义会议中取得共党最高权力，1938年斗垮国际派王明（陈绍禹）之后，已被共产党人和边区民众推为“人民大救星”的“圣王”。他重写党史，奠定正统地位；1943年复取得党、政、军的最后决定权，毛思想定于一尊，1945年列入党章。同时，毛个人崇拜形成，权位再无人能挑战。他在1976年去世之前，倡导不断革命论，以群众路线巩固党组织和地位（包括文化大革命），以群众运动打倒敌人，替走向社会主义为目标的人民共和国，缔造了长期不易消失的党国体制。第二、中共党国的组织形态呈金字塔型。在一个政党（共产党）、一个领袖（毛泽东）、一个主义（马列主义+毛思想）下，建立了一个国民党所难予企及的社会基层：下层党员分布在社会底层，原则上每一乡里、工厂、机关均有党组织作为党的细胞。为了党国的一元化，各级党委书记掌握法律审批和人事黜陟权，得以控制其它成员。[43]运用政治运动和党组织及“党团”纪律，充分控制党外组织与人事，亦即单位党委往往可以控制全单位与个人的生活数据与思想活动。而各级行政组织、军事、政权均掌握在同级党委书记的领导手中，大有“以党代政”的意味。1950年代城市开始实行单位制，每个人均隶属于一个“单位”。“单位”取代了传统家族和社会组织，成为强而有力的党和国家的代理者，是整个党国政策的最终落实者，又是整个政治体系的支撑者和资源的最后分配者，党控制人在单位间的流动，国家因此充分控制了个人，于是党国体制下的“鸟笼社会”、“单位中国”于焉形成。[44]。第三、党在国之上，党指挥枪，这是1940年代中共党组织学习列宁式政党确立下来的原则。中共建国后，党一元化领导扩及全国，毛泽东以党主席身份出任最高民意、行政、军事机构的负责人，更透过机构背后的党组织，操控国家机器运作。在中央，毛又从史大林的俄国引入立法、行政、司法和军事合一的政府体制，并实行党组制度、党管人事制度、党内关于逮捕、审判的审批权及国家计划委员会制度，充分确立党一元化领导体制。中央与地方关系上，毛透过早在30年代即已实行的肃反、整风、审干等整党技巧，建立基层结构；以意识形态控制思想，削弱地方财政，更不允许地方凌驾中央；从制服1954年的高岗、饶漱石叛党事件，到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透过阶级斗争、利用政治（群众）运动清理分离势力，以整风改造干部，永远保持党国体制一元化的有效运作。国、共两党比较之下，那么只学取列宁式政党半套组党方式的国民党，[45]不论在党一元化体制的力道、党意识形态的魅力、党基层组织的规模与稳固性，或领导者的权力与神圣性，在政治的运作中均显现其弱势党国体制的一面。这可能是1949年国、共两党角力胜负的关键因素之一，也可能是1980年代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能顺利走上政党政治的一个重要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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