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死刑存废到司法改革/戴世瑛(2)
台湾大众的讨论，最初落在检讨死刑废除的公平性上。尤其当惨绝人寰的犯罪手段、受害人及家属的激烈控诉、对犯罪被害保护不周、部分执法人员实际经验等，一再于媒体批露后，废除死刑的主张与言论受到了抑制。
但终究，台湾是个自由开放社会，面对公共议题，群众也多是客观理性的。在激情过后，对于死刑争议，逐渐进入了更深层的讨论，即司法审判的公正性上。毕竟，死刑的无法回复性，一直是废死的有力理由。特别即将面临持续要执行的死刑案件，大众开始深思，刑事司法审判是否公平，其中有无发生冤错案件，造成”体制杀人”的可能。
持平而论，台湾从立法、侦查、审判到执行，对于判处死刑案件，极为慎重，并设有重重监督、纠错的机制。这包括了一、立法上，已先把判处死刑数目较多的《惩治盗匪条例》废止。又删除了绝对死刑。虽现行条文，规定可科处死刑之罪，仍有61种、52条之多。但其中真正适用者很少，多集中于严重暴力犯罪，如台湾《刑法》第226条之1强制性交猥亵等与杀人重伤害之结合犯罪、第332条强盗与放火强制性交掳人勒赎故意杀人结合犯罪、第348条掳人勒赎与故意杀人强制性交结合犯罪；二、对一般死刑上诉案件，台湾法院认为，因死刑乃重典极刑，除罪证明确外，被告是否”事后无悛悔实据”、确实已无法”教化迁善”、”再社会化”，必须”与社会永久隔离”等，均应为判刑时的斟酌重点。实务上，对二审判处死刑案件的第一次上诉，”最高法院”即予驳回因而判决确定者极少。多数二审判处死刑案件，经常被”最高法院”撤销发回更审，甚至有发回更审达十余次之多者；三、死刑属强制辩护案件，均有律师或公设辩护人为被告辩护；四、死刑属强制上诉案件，不论被告是否上诉，判处死刑案件均应依职权移送上诉，在台湾三级三审制的架构下，都由”最高法院”判决定案；四、”检察总长”在判决确定后，如发见该案件之审判违背法令，还可向”最高法院”提起非常上诉；五、死刑的执行权，基于三权分立制衡，防止法官专擅，划归司法行政机关，非由审判法院行使。其结果是，每年死刑执行数目很低，2006年暂停死刑执行前，每年死刑执行数目均在个位数，如2001年有10人、2002年有9人，2003年有7人，2004年仅有3人，2005年2人。从而理论上，台湾死刑冤错案件发生机率甚微。
尽管如此慎重，但经过搜寻，仍有两个明显冤错的死刑案例：其一为嘉义县男子黄志成被指控强盗、杀害前台南市教育局社教课长，一审及二审以及6次更审，都判黄死刑，直到更七审宣判时，始改判无罪。审理期间共被判8次死刑，羁押长达3386天，一再徘徊死亡边缘。2008年获判无罪确定，黄得到新台币16930000元的冤狱赔偿，创下赔偿金额的最高纪录。另一例是， 1996年台湾空军士兵江国庆，被认定犯下凌虐杀害福利站员工5岁幼女重罪，来年即遭军法起诉审判，进而枪决。但台湾”监察委员”调查后发现，该案侦审过程违反程序正义、侵害基本人权，且有新证据，故于2010年5月12日通过纠正”国防部”案，要求本案提起非常上诉与再审，并继续侦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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