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的人身检查制度/李德凤(4)
2、人身检查决定主体缺位
对人身检查的实施主体规定不明确。刑诉法对于批准实施人身检查的主体没有规定，而且在实施强制检查时，只要侦查人员认为有必要就可以进行而不需要获得批准，随意性很大，不利于对检查手段进行必要的
人身检查对象模糊
我国的人身检查制度只是刑事诉讼法第105条及最高检和公安部的几条重复的简
单规定之外，几乎没有任何相关对象的立法规定。在刑事追诉过程中，人身检查作为一种频繁使用的侦查行为，会不同程度的威胁甚至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而立法上空白的第三人检查程序无疑给侦查人员随意启动、利用人身检查制度制造了可乘之机。
权利救济缺乏。一项强制性措施一旦完全变成侦查基于收集犯罪证据的方便和
需要而自行采取的举动，那么，与该措施有关的诉讼程序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而变成了一种带有技术性的步骤、方法和程式。对于人身检查，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没有确立程序性违法的后果，使得侦查人员不受任何程序制裁，对于被害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及第三人的权利缺乏基本的司法救济渠道。
四、完善我国人身检查制度的构想
（一）人身检查的法律定位
笔者认为应当将人身检查定位为强制措施，其与拘留、逮捕、取保候审等强制措施
一样，都是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侵犯。基本权利是人民在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根本权利，是源于社会关系的，与主体的生存、发展和地位直接相关的，人生当有之的，不可剥夺、转让、规避、且为社会公认的，一般由宪法或基本法确认或规定。人身检查过程中侵犯的是人的基本权利，其重要性不言而喻。首先，我国《宪法》第3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决定或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而人身检查一般须留置被检查人（如抽血采样、催吐等），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被检查人的人身自由。其次，《宪法》第38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而在人身检查中，采取分泌物、排泄物、血液、毛发、唾液、尿液以及其他出自或者附着于身体之物等的人身才也会伤及被处分人的人格尊严，开刀等手术还会牵扯到被处分人的身体完整权和健康权。第三，某些人身检查，如DNA的检测、存储，会涉及到被检查人的一般人格权及由此引导出的资讯自我决定权，这些可能涉及到的权利均属基本权利范畴。因此有必要将人身检查统一规定在强制措施中，这样既能充分地保护公民权利，又兼顾了立法的统一与规范。还需要指出的是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侵犯也有轻重之分，这可以在强制措施的范围内，进行程序上不同程度的规制以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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