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论债权人撤销权与无效合同制度的选择适用问题/梅瑞琦(11)
传统民法理论认为，一项不存在的行为，根本无法再有对其为任何主张的可能，因法律行为既属无效，则该行为观念上已不存在，对不存在的虚无行为，何能再有加诸任何作为的可能性？因此，该理论认为已经构成无效合同的法律行为不得撤销，而只能依照无效法律行为的规定来处理。“无效法律行为不得撤销”的理论是建立在“法律上因果关系”基本理论之上，一个完全性法条，是由“构成要件”与“法律效果”组成的，如“表意人与相对人通谋而为虚伪意思表示”为构成要件，“其意思表示无效”为法律效果。二者构成一完全性法条，即表意人与相对人通谋而为虚伪意思表示，其意思表示无效。德国著名法学家Zitelmann认为：“此乃类推自然因果关系，由人类自创制法律上因果关系。”其后，德国著名民法学家V.Tuhr氏亦持相同见解。［２９］依从此种法律上因果关系的概念，可以导出一个实际推论，即一个法律效果不可能二次发生，或二次消灭。因此，绝无所谓“法律上双重效果”的情形，无效法律行为不能再行撤销。我国台湾学者史尚宽先生亦认为：“债务人之行为自始无效或嗣后失其效力，债权人无行使撤销权之余地。无效之行为不得为撤销之标的，盖无效之行为无撤销之必要。”［３０］
在存在某项无效性事由，因而法律行为已属无效的情况下，旨在产生无效性的撤销看似多此一举。尽管如此，Th.Kipp在一篇著名的论文（《论法律中的双重效力》，载《Martitz纪念文集》，1911年，第211页）中主张无效的意思表示也可撤销，［３１］从而引发了德国民法上的法律上双重效果之争。其后，德国著名法学家Larenz亦持相同见解，认为将特定法律效果归属于特定构成要件乃是一种“适用命令”。当立法者制定某项法律，规定：“通谋虚伪而为意思表示者，其意思表示无效”，即在于命令此项法律效果应予适用。此种适用，不是一种事实上的主张，而是命令，因此不发生“对”或“错”的问题，其衡量的标准不是真理，而是法律秩序的正当性：正义！［３２］因此，倘若同一法律实施具备构成二个构成要件，一为无效（通谋虚伪意思表示），一为可撤销（诈害债权），应认为可以对无效法律行为进行撤销。
但是，无效法律行为的撤销，应探讨其是否具有实益，倘无实益，则其争论仅具理论上的趣味而已。本文结合本案，就本案适用法律上双重效果有否实益进行说明。
假设在本案中，债务人Ｈ为避免债权人Ｊ等15人的强制执行，将其房屋的所有权虚伪赠与于其子Ｗ1、Ｗ2，Ｗ1、Ｗ2再擅自将该房屋让售于第三人Ｌ，并即交付之。第三人Ｌ不知Ｈ与Ｗ1、Ｗ2间的通谋虚伪意思表示，但明知其诈害债权的情形。在此情形，依照赞成法律上双重效果的观点，由于第三人Ｌ仅知债务人Ｈ与受让人Ｗ1、Ｗ2诈害债权的情形，而不知其通谋虚伪意思表示，若债权人Ｊ等15人主张合同无效，则Ｈ与Ｗ1、Ｗ2之间的赠与合同无效，但该无效法律行为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Ｌ。因此此时为维护债权人Ｊ等15人的债权，赋予其以撤销合同的权利具有实益，因为在撤销原因上第三人Ｌ不具备善意的条件。但是，我们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第三人取得权利的善意性，只要第三人仅仅在任何一个可能的、让与人不享有权利的原因方面是非善意的，就可以否定其善意性了。依此观点，在上述情形，第三人Ｌ虽然其并不知Ｈ与Ｗ1、Ｗ2之间的通谋虚伪意思表示，但其明知Ｈ与Ｗ1、Ｗ2诈害债权，因此，第三人Ｌ在取得权利上就是非善意的。这一善意要件的观点，甚至可以用来在法律上双重效果说无力解决的情况下，否定第三人取得权利。例如，第三人只是错误地认为债务人Ｈ与受让人Ｗ1、Ｗ2之间转让财产的行为是诈害债权。［３３］因此，在上述情形，承认法律上双重效果并无实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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