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论债权人撤销权与无效合同制度的选择适用问题/梅瑞琦(9)
传统理论认为区分绝对无效与相对无效的实益在于决定何人可以主张法律行为无效及法律行为的无效得否对抗善意第三人，这是绝对无效与相对无效的区分效果。但是，传统理论将其作为区分绝对无效与相对无效的标准，似有颠倒因果关系的嫌疑。至于无效为绝对无效或相对无效，应为其法律性质的问题，而何人可主张无效及无效得否对抗善意第三人，则为无效的法律效果问题。而且，依传统理论的区分标准，在法律行为绝对无效时，任何人都可主张该法律行为无效，在有些情况下将产生不当结果。无行为能力人所为的法律行为，依法律规定，应为无效。但是，在该法律行为有利于无行为能力人之时，若允许任何人主张其无效，显然与法律保护无行为能力人的目的相违背。另外，依传统理论的区分标准，在有些情况下将与物权的公示公信原则发生冲突。
由于传统理论的不妥善，新近的观点对传统理论的区分标准提出了质疑，认为主张或诉请确认法律行为无效的主体，与法律行为绝对无效或相对无效无关，法律行为当事人是否得主张或诉请确认法律行为无效，应斟酌法规的规范目的，依具体情况不同而作适当合理的限制。并且认为法律行为绝对无效与相对无效的区别是无效在法律行为当事人内部的问题，与对第三人的效力无关，绝对无效与相对无效的区别与是否将其纳入交易安全保护理论体系之一环无关。并进而提出应以法规范所保护利益的种类与性质作为绝对无效与相对无效的区分标准。［２４］依据此标准，法律行为的订立直接违反公共利益，或违反法律所保护的当事人双方的共同利益或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或法律行为无效的原因存在于当事人双方，而法律规定为无效的，该法律行为应为绝对无效；法律行为的订立违反特定当事人的个别的特殊的利益而法律规定为无效的，该法律行为应为相对无效。依此观点，绝对无效或相对无效的法律行为，究竟是否得对抗善意第三人，乃属另一法律问题，不论法律是否订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应从私法上信赖保护原则与维护交易安全的观点加以思考，与绝对无效或相对无效性质的认定无关。［２５］新近观点提出的关于法律行为绝对无效与相对无效的新标准，克服了传统理论的不足，从法律性质角度阐明两者的区别，并且通过限制绝对无效的主张或诉请确认无效的主体，与法规范所保护的目的紧密结合，将得否对抗善意第三人的问题从绝对无效与相对无效中剥离出来，从而与物权公示公信原则相衔接，实为一有力学说。
在我国合同法理论中并不存在相对无效的概念，谈到合同无效一般认为是指绝对无效。我国学者认为，在一般情况下，无效合同是绝对无效、当然无效，任何人都可以主张无效，法院也可以依职权审查，主动宣告无效。但这只是就无效合同的一般类型而言，即一般的合同无效都是因为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或公序良俗。但某些合同尽管具有违法性，但只是涉及特定第三人的利益，如果这种合同都认定为绝对的当然的无效，即允许任何第三人主张合同无效未必妥当。因为此种合同是否损害了第三人的利益，只有第三人知道，其他人未必了解，允许其它人主张合同无效，未必就符合第三人的利益和意志。因此，应区分合同的绝对无效与相对无效。［２６］此种观点将损害第三人的利益为特定第三人的利益还是不特定人的利益即公共利益作为划分绝对无效与相对无效的标准之一，认为某些合同虽具有违法性，但仅仅涉及特定第三人利益的，不应允许任何第三人主张合同无效，诚值赞同。但是，此种观点同时又将主张或诉请确认法律行为无效的主体作为区分绝对无效与相对无效的标准，仍然带有传统理论的痕迹，这样就不可避免的导致了绝对无效与相对无效区分上的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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