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家侦探”存废亟待法律规范/孟琳(2)
隐私权是公民享有的一项基本的权利，是公民依法享有拒绝、排斥任何未经法律批准的监视、窥探和防止个人私生活秘密、个人信息被披露的权利。一般而言，任何机构和个人在获取别人的个人数据、信息时必须事先经过批准且使用公正手段。由于私家侦探并不具有国家法律所赋予的公开的、强制的手段，那么他们开展活动往往是秘密进行的，这就容易侵犯公民的隐私权。而另一方面，依法调查取证又是有效获取证据的前提，是保证当事人参与诉讼特别是民事诉讼并能胜诉的有力保障。在民事诉讼领域，一个基本的原则是“谁主张谁举证”，特别是随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出台，加大了当事人举证的力度，法院在民事诉讼中已经不会主动去调查取证，而只是在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证据，才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与过去的诉讼模式相比较，这种法院审判由职权主义向当事人主义的转化，在很大程度上把民事诉讼的举证责任转移给了诉讼当事人。而当事人为了胜诉，必然会千方百计的去调查取证。于是，为了取得证据，当事人在自己力不从心的时候，就不得不雇佣私人侦探去采取窥视、刺探、跟踪、偷拍甚至是化装欺骗等手段去获取自己所需要的证据，这就必然容易造成在行使取证权力的过程中与保护隐私权的法律相冲突。
对于私人侦探通过跟踪、偷拍、窥视、刺探等手段取得的证据，能否作为法院定案的依据，法学界有着很大的争议和分歧。不过在争议的同时，他们都承认通过这些方式去获取证据，确实常常是以侵犯别人的隐私权为前提的。分歧的关键在于对隐私权保护的范围和幅度上面。即只要是侵犯隐私权的行为都应该坚决制止，还是可以有条件的以侵犯隐私权为代价去获取证据。支持私人侦探行为的学者认为隐私权总是相对的，并不是绝对不可侵犯的，因为和隐私权相对的还有知情权，如果知情权是正当的，通过的途径是不违法的，那么就应该受到法律保护。所以在隐私权是否被侵犯这个问题上需要掌握一个尺度。也就是说，对于那些本身就违反法律规定的行为，不能以保护隐私权作为挡箭牌，而否认通过私人侦探行为获得的证据的证明力。而且这些学者还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出台，对证据的取得方式比原来放宽了许多，给私人侦探行为提供了发展的契机，同时也增加了通过私人侦探取得的证据的证明力。
与之相对的对私人侦探行为持反对态度的学者则认为，证据是认定某一事实是否存在的根据。搜集证据、研究证据并判断证据，是确认事实存在与否的全部内容。在诉讼中，证据是认定案件真实情况的唯一根据，除此再无其他途径。在刑事诉讼中，搜集证据必须是经法定执法主体依照法定程序收集符合法定形式的证据才能成为法庭证据。显然，在我国的刑事诉讼中，私家侦探是没有相应法律地位的，其收集的证据也不能直接在诉讼中使用，其法律效力也不好确定，亦与法律规定的直接言辞原则相违背。并且他们还认为，在民事诉讼领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对于证据取得方式的放宽，并不意味着对公民隐私权的否定，也不表明由国家司法机关所拥有的侦查权的下放，即使其主体扩大到民间组织。因此，私人侦探通过违法手段所得来的证据在证明力上存在着致命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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