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民事诉讼法》修改中存在的问题/何宁湘(3)
2004年6月29日，广东省高院对四会市法院的法官莫兆军涉嫌玩忽职守一案作出终审判决，驳回检察院的抗诉意见，维持一审无罪判决。由于此前审理一起借款案件的被告，在诉讼中提出受胁迫出具借条的抗辩事实，但未能提供相关证据，故莫法官依据证据规则，以被告负有举证责任而举证不能为由，裁判被告败诉。事后被告因不服判决作出了喝农药自杀身亡的过激行为。公安机关介入侦查后，原告才承认借条确系其胁迫被告所写，这表明法院认定的案件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不符。当地检察机关就以此为由认为莫法官不尽职守，因对相关不良后果承担刑事责任。莫法官涉嫌玩忽职守先被四会市检察院刑拘，后又改为逮捕。2003年12月4日，广东肇庆中院作出一审判决，认为莫兆军行为不构成犯罪。随后，四会市检察院不服这一判决，由肇庆市检察院通过广东省检察院向广东省高院提出抗诉。2004年3月23日下午，对莫兆军的抗诉案在广东高院开庭审理。经过3个月的审理后，广东高院终于对这宗颇具争议的案件作出终审判决：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维持原判。也就是说，莫兆军无罪。
通过四会市法院的法官莫兆军涉嫌玩忽职守一案，深刻反映了我国民事诉讼制度中，客观事实与法律事实之间的关系，以及显现出我国审判制度中存在的若干问题。民事案件中的被告心中认定的是“受胁迫出具借条”的客观事实，而法官莫兆军判案是基于“被告举证不能”而认定的法律事实，那怕这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完全不同。西方国家的审判制度中有一个“法官自由心证”，即法官对案件反映的客观事实有个基本的看法，推定与判断。“自由心证”需要法官具有非常高的学识、法律素质与执业品质。而我国法律制度与西方国家法律制度完全不同，法官素质也无法胜任“自由心证”，因此只能依据有限的证据材料来推断，从这点上讲，认定“莫兆军无罪”是正确的。但四会市法院过于简单结案，而没有深入做好思想工作（如告知二审法律制度原理，动员与鼓励其上诉、告知证据规则动员其提供新证据、在上诉费交纳上进行必要的处理）可能会避免被告自杀这一悲剧的发生。
真实的证据是反映客观事实发生的轨迹、痕迹的载体，因此证据均以具有一定形式的载体的体现，不具有载体的轨迹、痕迹是无法保存与呈举到法院的，因此要通过事件遗留的证据材料来完全恢复“客观事实”发生的原貌，即要求证据对已经过去了的案件事实和有关事实的证明达到“客观事实”那样的标准，也就不可能的。虽然从哲学认识论的观点上看，客观事实是可以认识的。但是诉讼中所涉及或争议的证据事实，完全可能不是过去已发生的客观事实，认识客观事实需要一个过程，这一过程可能是曲折的，甚至是走完全部的过程也未能实现。审理该案件的法官大致上只能而且必须凭借能够证明当时客观事实的一切证据（包括书证、物证、视听资料、证人证言、勘验笔录、鉴定结论、当事人的陈述等）来认定事实。从认识论上讲，人们可以通过证据发现的案件法律事实与案件的客观事实之间永远存在差距，由于依赖于认识能力的局限度，公正心理保持度，真实合法证据的采集度，外界干扰度、案件的客观事实只能无限接近而无法对客观事实的再现，故从狭义上讲， 法官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标准是法律事实。详见本主所作《诉讼中的客观事实与法律事实》http://www.kdlawyer.net/Article/susong/zonglun/200704/1841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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