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社会学视角下城中村主体研究/潘佳(2)
对于没能成功进行改造或准备进行的城中村村民，他们的心理状态同样特殊。事实上，政府，拆迁单位和核定范围内的单位及居民的关系是两层窗户纸，互相猜忌矛盾背后是心理战。谁能推到双方互不信任的这堵墙，谁就解决了这个顽疾。理论上讲，在与政府和开发商的谈判中，城中村农民和被拆迁居民的谈判优势是明显的。他们集体观念极强，纳什均衡关系稳固，拆则希望最大化争取利益，不拆也无所谓，因为自己享受的城市待遇越来越多，越来越平等，不少居住在城中村的工薪阶层已经是城市户口，况且大家伙几代都过来了，乡里乡亲，其乐融融。这样的生活方式，甚至是所有城市居民羡慕的，既拥有城市的体面生活，也保留了乡村恬静。事实上，中国特色的城中村群体，在世界范围内并不多见。他们在政策转型中通过与政府的博弈，在拆迁活动中，拥有一定的的话语权，有着和远郊村农民不同的智识和和谈判能力，自组织能力较强，民主意识，权利意识相对高涨，社会关系城市化和熟人化相结合。总之，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得新型农民的现代意识空前觉醒，经济地位相对抬升。
二，利益主体心态博弈
我们不难发现在钉子户事件层出不穷的今日，钉子村往往被我们忽视。从一个角度而言，利益分配方案的精英化，利益分配机制和程序的不透明，双方互信机制的缺位和政府的不履行承诺是矛盾的症结所在。在笔者看来，中国社会无论民间还是社会都是善于讲究策略的，解决互信问题引发的拆迁矛盾有两个基本思路。其一立足于公开，民主，程序公正分配公平的的制度改革。其二，在体制制度外从村领导班子着手，各个做工作。现实中，村长和书记的地位很尴尬，看似沟通协调，百姓心中大多成为了政府的利益共同体。当然了，迫于种种压力，不可否认他们确实在集体谈判中为争取本村利益作出了贡献，有着和政府不同的利益诉求。正是这方面的属性，才造成了他们的双重角色。费孝通先生和黄宗智先生早就谈到过，中国政府一向统而不治，国家权力在县以下就终止了。自秦汉以来，中国基层的统治力量实则掌握在乡绅，长老，黑恶土坝等精英群体手里。时至今日，产生这么两种现象。其一，干群关系的脱离以及代议制的实施造成了从地方到中央的政权合法性认同逐渐降低。其二，地方利益表达机制不畅，渠道阻塞，中央改革的信心强化，社会改革持续推进，中央政权的合法性认同提升。可是一到基层工作开展仍然困难重重，这里面既有传统统治的弊病，也有二元结构的问题，还和不公正的利益格局的稳固有关。
城中村改造的问题，政府的态度较为一致，即将村宅基地统一收归国有，农村村民转化为城市市民，村建设纳入城市整体规划范围。城中村村民的意见不尽一致，有的支持改造，有的坚决反对，有的无所谓改造不改造。在“钉子村"中，不乏一些青年中年朋友希望政府拆迁，对补偿款项基本满意。他们知道城市化给自己带来的好处，也希望反对的村民转变思想。在笔者看来，农民内部越来越多的利益分化，加大了了政策协调的难度。现实的尴尬在于社会利益的保护，常常是以相对人利益的牺牲为代价的。新拆迁条例方案的出台，仅仅禁止了强制拆迁，不会根本上化解矛盾。前面谈到，城中村改造矛盾的症结在于民主决策和利益分配方案的公平性等方面。笔者以为，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国人民向后看的思想相当牢固，这种观念在反对改造的城中村村民中不占少数。（笔者曾在网上做调查，并不是仅仅对利益分配方案的不支持而不愿搬迁，有相当一部分安土重迁的思想根深蒂固）苏格拉底，老子就是这种思想的代表。他们反对取代化，替代化的生活方式，及期望享受城市化的待遇，又留恋小国寡民的乡土生活。意识形态依赖的削弱，决策信息膨胀选择的加大，竞争中短期失败的人群增多，更多的不平衡使得我们安全感下跌，使得向来老年人为主的人群结构出现了微妙变化，她们的后代，中青年人中也不乏这种观念的。客观讲，这种常常被认为保守的观念是中华文明延续至今的原因之一，在特定空间范围内，一定历史时期也具有延长社会生命，减少社会矛盾，减少资源浪费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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