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辩护律师看药家鑫案件的情理法/张生贵
刑辩律师看药家鑫案的情理法
张生贵 北京市天依律师
药家鑫案件的起落沉浮已成定局，案件本身不再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法庭无论作出何种裁决，都无法改变已经发生的事实，事情到此结束，人们感兴趣的地方恰在于法律规则应用的奥妙之处。已经发生的事情属于不幸，但与此相关的利益成为主要，此时责任者承担的处罚和钱财赔偿，从受害者死亡转移到致害人头上，这些都是一种法律的安排，死去的生命、造成的损失或者其他可能发生的损害，一旦发生世界都会遭受不可挽回的损失，对于死者家庭而言他们非常痛苦地意识到，无论法律做何种处理，他们的亲人再也不会醒过来，不幸已经发生，法律无能为力，法律唯一所作的就是对损害承担重新分配，现行法律设计的制度是以命偿命。重新分配责任使应当承担责任的人担当并赔偿，会使受害人感觉好受一些，更重要的是使其他社会成员的感觉好一些点。
药案中人们普遍关注，更多地从情、理、法的角度，事实上情、理、法应该是一致的。法律不外乎人情，法律依据人情而定，美国法律也是如此。不过中国的人情讲究宽容和变通，而美国法律讲究规则。
情理法的情理就是中国式的公平正义，根据公平原则和人们的常理常情，情理司法会使老百姓理解和接受，增强法律的社会支持程度。以情理来考虑法律问题，不是抛弃法律讲究情理，中国人习惯以情理为标准，要在法律范围内充分考虑情理的作用，而不是抛弃法律。俗语说天理不容、人情不容、国法不容就是说天理人情国法往往是并列的，经常会同时使用。
情：游走在本能与民意之间
我们说的情具有代表的是本能，人性的本能当然还有民情。以社会舆论为表达方式，大家公认的一些习惯风俗或者认为天经地义的一些权利，药案中分别出现过两种情况，一是支持受害方的民情，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自古如是，张妙被杀，药家鑫当然要以命偿命；另一个民意是公众怀疑药家鑫家庭背景影响法律的担忧之情。
情理是在冥冥之间对人们判断起一些作用，是民众的普遍正义感，是社会共同的行为规范，也即公理。中国古代的司法实践中提到情理的时候往往特指中国传统的道德体系。社会完美的秩序应该是情理法的结合，符合天理、人情、国法，在解决纠纷处理案件的时候都作为一些社会重要的规范加以考虑，国法有悖于人情有悖于天理的时候，应该做出灵活让步，避免国家和社会发生正面冲突。
法官在判案时会带着情理，比如本案中的受害人一方，法官必须加以同情，照顾民众的心理感情，把人伦、亲情、公共的道德准则考虑进去。最高法院民庭庭长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完全可以考虑用经验法则或者公序良俗的观念来对待这个案例。当然还是重视纠正情理对法律发生中的一些负面作用，情理并不是永远的都跟法律能保持一种很好的协调的。现在法治的最高境界是情理法的协调，为了达到这样的一种境界还需要做很多的努力，需要司法人员以合理性作为自己的一个价值标准和行为的尺度，深入了解民众的社会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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