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举权法律性质实证分析/孙俊强(2)
（一）早期权利说
早期权利说，又称为固有权利说或个人权利说。它属于公民的自然权利,不得任意地被限制与剥夺。早期权利说源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启蒙思想家提出的天赋人权学说、社会契约思想和人民主权理论。这种学说认为：选举权是公民当然享有的，与生俱来而且不可转让的权利，它属于公民的自然权利，不得任意地被限制与剥夺。国家主权属于全体人民，人民为表达他们的公共意志，都有权参与主权的行使；参加选举就是表达意见的一种方式，因此人民应当享有选举权。这种学说的历史的功绩在于启发和论证资产阶级革命的重要性，并且从政治哲学的角度证成了国家起源和公民与国家的关系。
（二）公务说
公务说又称义务说或社会职务说。这种学说认为,国家基于公共利益的目的授予公民选举的资格,要求选民以国家的名义必须行使选举权。选举权是国家依据法律赋予公民的一种义务。从这个意义上讲,选举权不是公民的权利,而是公民的义务，公民必须依法履行选举职责,否则应承担不履行义务的法律责任。该学说起源于法国的国家法人说，但在德国得到了完善。P·拉班特认为，“选举权的形式必须有赖于公民组成‘选举人团体’，而该团体实际上也属于一种非常设的国家机关，专门履行选举产生另一种国家机关，即立法机关这种国家机关的公务。”G·耶里涅克以国家法人主义为理论基础将“公务说”发展为“权限说”。其主张“人们在选举中作为‘公民’而成为国家机关，故尔不可能拥有‘权利’，而只可能拥有作为国家机关的‘权限’ 而已。质言之，选举权并非‘选举的权利’，而是‘选举的权限’罢了。”义务说的形成主要受到了社会连带主义理论的影响。公务说是基于国家利益考虑而形成的，有其特殊的历史环境。但是公务说从根本上否认了选民的意志自由，具有强迫选民意愿的嫌疑进而影响选举制度的有效运行。
（三）二元说。
二元说又称权利义务说或者权利兼职务说。二元说作为一种精致的理论，乃发端于日本，美浓部达吉和清宫四郎教授是此说的代表人。这种学说认为，选举权具有权利和义务两种性质。第一，选举权是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该权利不是固有的，而是赋予的。但是选举权不同一般的权利，它是为了公共利益而设定的公权利，公民行使选举权也应当为了国家利益和维护公共利益。第二，选举权也是公民的社会责任或义务。由于选举是以公益为目的，对于公民个人来说，是一种权利性的社会公务。对于国家和社会，则是一种社会责任。选举权不仅关系到权利享有者的个人利益，而且涉及到公共利益。因此，行使选举权是履行社会公益的职务，公民不宜任意放弃。根据二元说,既然选举权是法律赋予的权利，任何对选举权的侵犯或疏漏都应获得法律救济；既然选举权权蕴含着社会职务(义务)性质，则不得转让、委托或放弃选举权。国家必要时可采用强制投票制，保障社会公益的实现。该学说把早期权利说和公务说结合起来，肯定了二者的积极因素，避免了二者割裂现实中权利的义务的内在联系的弊端，具有合理性。但是，二元说并不是从权利和义务各自的特点出发，是侧重于早期权利说和公务说理论的外在特征的结合，是一种折衷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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