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力救济存在之正当性及其法制化道路/洪劼(3)
② 私力救济的存在，毋庸置疑将会大大的节省公力救济成本。公力救济机构作为国家部门，每年会有国家对其进行一定的财政支持，然而这种支持是有限的。特别是在目前的中国，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经济实力并非强大，有许多的经济项目亟需国家大量资金的投入，对于公力救济机构的投入就将极为有限，这从国家大量的征召保安人员便可知道，这项政策不仅是为了解决“4050”问题，完成就业，更主要的是目前之警力无法完全满足需要，而国家又不可能再提供更多的救济成本以供警力的增加。因此在一些并“不那么重要的岗位”上，就安排治安协管员来“协助”一下。毕竟，从国家财政支出的角度出发，一个治安协管员来的待遇要比一个正式的警员要低得多。私力救济的存在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公力救济的压力，为其节省成本，使其将精力投入到更为需要的事件中去。
法之经济作用，在于其对社会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直接产生影响，其目的在于建立和维护一定的社会经济关系和经济秩序，促进社会发展及生产力的进步。 私力救济存在之后，促使社会救济成本的节省，救济资源的优化配置，同时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而禁令的出台恰巧阻碍了私力救济很好的完成起使命，违背了法律政策存在之原有目的。
③ 私力救济的心理补充，其实是对于民众而言的。然而正是由于私力救济对于公力救济职能的补充才产生了私力救济的心理补充。面对时不时暴出的大案要案，因为警力的明显不足，使得警方不得不把相对不足的警力投入到这些对于社会而言更为危害重大的案件中。而其他诸如失踪，打架之类的“小案子”自然会安排在其后，有的甚至不力了之。但是对于当事人而言，那就不是“小案子”了。民众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从小到达受到的教育，让他们把全部希望放到了相关的职能部门身上。当这种全权责任的寄托由于种种原因而破灭后，势必将产生一种不满情绪。这种不满情绪不但会导致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满意度甚至是支持度的降低，而且当这种不满意情绪积压到一定程度时，必将爆发，而其发泄对象，有或是犯罪分子，那么其结果有可能是恶性暴力事件及其他的社会事件；又有或是发泄在在处理的职能部门身上，那可能导致的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但不管发泄在谁的身上，对于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和发展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
从法律的本源来说，法应当是理性的，古罗马思想家西塞罗；“法就是最高理性，并且他固植于支配应该做的行为和禁止不应该做的行为的自然之中……就是法。” 同时发亦是公意，“法是公意的宣告”。 法律本身应当为民服务，如果私人侦探的出现能够实现其目的，就应当进行积极的维护，而不是反其道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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