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法视野中的西部大开发刍论/王保信(2)
西部大开发正是这种“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共同推动经济整体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鲜活实例。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利益指向应当以全社会为出发点和归属。改革开放初期，为了尽快摸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发展道路，根据东西部地区地理、经济等方面发展的差异，我们提出了“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策略。实践证明这种策略是正确的。然而，这只是在中国特殊国情下实现共同富裕共产主义目标过程中的权宜之计。今天，我们已经在东部的蓬勃发展中积累了发展经济的许多经验，以市场经济手段实施西部大开发已成为社会各界的普遍共识。要激活落后地区的经济，必须依靠市场机制调动各类市场主体生产经营创造的积极性和能动性，破除西部欠发达地区残留的充满计划经济色彩的依靠行政力量实现资源分配的陈弊，由市场供求等力量来决定资金、物资、人才资源的流向。但是，要让这些经济因素自发流向落后地区是不符合市场自发配置资源的规律的。现代各国开发落后地区的经验表明，区域开发首先是由政府启动的，国家宏观调控在制定和实施开发规划，调动资金、技术和人才，实行倾斜政策以及克服市场经济的缺陷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开发西部也正是国家宏观调控引导经济资源流向西部、市场调节机制激发西部地区内在活力两种力量共同实现区域经济腾飞的伟大实践。
（二）区域经济平衡协调发展与国民经济整体发展的完美契合
西部经济属于区域性经济，具有两个显著特点，即特色产业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价值及经济的跨地区发展。一方面，西部区域经济的发展必须符合地域分布规律，尊重区域差异并采取合理的应付措施，完善区域自我组织功能，实现西部各地区之间经济的平衡协调发展，形成西部经济的强大合力。另一方面，西部区域经济的发展又必须在国家对国民经济的整体调控之下，不能偏离国民经济整体的发展目标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西部的发展不仅要有利于当地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地方经济实力的增强，也要有利于国民经济整体实力的增进。
关于西部开发的模式，学者们的意见不尽统一。有学者主张“特区模式”，即应该根据西部经济发展的需要和生态建设的需要设立特区，如生态特区、旅游特区、金融特区或综合性特区；[4]也有学者主张“超特区模式”，即建立一种比东部地区更吸引投资者的环境。[5]不管学者们在西部区域经济发展的模式设计上的争论最终会以那种模式的制度化告终，这种区域性经济是界于地方经济和全国经济之间的中观经济。宏观是通过中观而具体作用于微观的，而中观的发展一定不能偏离宏观的方向和轨道。这使区域经济既具有了相对独立性，又成为了宏观调控的对象。一方面，必须通过宏观调控法律制度对西部开发过程中有关地区发展规划、投资决策、产业政策等方面的问题进行规范和调整，使之有利于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平衡的宏观调控目标。另一方面，应当充分考虑区域经济协调快速发展的需要，打破行政区划限制，依法处理地区间产业发展的关系，加强跨区域的合作，充分利用西部地区经济的特色，实现西部经济的腾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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