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法视野中的西部大开发刍论/王保信(4)
经济法在建立这种法律引导机制的过程中起着最为核心的作用。西部大开发需要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在路（公路、铁路的建设）、场（机场设施的建设）、管（输气管道干线的建设）、电（电站、电网的建设）、信（通讯、电视广播等信息传输设施的建设）、市（大中城市的市政基础设施建设）、水（水利、开发水资源及节约水资源的基础设施的建设）。[6]对于这些固定成本投资巨大，具有极强的公益性的公用事业项目建设的法律调整，仅仅依靠民法对市场平等交易关系的构建和破坏这种平等性的行为的纠正，或者仅仅依靠行政法对行政权力的确认和规范，都无法达到市场主体经营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共生共进的最佳平衡点。只有立足于社会整体利益的经济法才能提供最为宏观的制度保障。只有按照经济法的制度设计，才能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将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定位在“适度干预”、“有限干预”，才能将政府职能限制在做好发展规划、改善投资环境、推动技术创新、培育多元化的投资主体、控制财政投入范围内，才能真正给予企业求生存、求发展的压力、动力和外部环境，最终实现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独立发展的良性循环。
（二）、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方面
西部是保障国家生态安全的要害地区，由于历史和自然的原因，西部地区生态环境已经十分脆弱。自1978年以来，尤其90年代以来，我国环境资源立法明显加快，可以说，在森林、草原、矿藏、河流、土地、环保、水土保持等主要领域已经基本上有法可依，问题在于执法不严，执法无效。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能有效遏制地方和部门在自我利益的驱使下破坏生态环境，致使“一边治理，一边破坏；一方治理，多方破坏”。西部大开发若不能处理好环境资源的利用与保护的关系，生态环境的继续恶化必将阻碍西部开发的进程，甚至危及整个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生态环境的整体性与保护的分散性之间的矛盾，国家环境资源法制的统一性与执法的地方保护主义之间的矛盾，是当前应该尽快研究解决的突出问题。生态环境保护的利益冲突则是环境资源保护不力的症结所在。要实现西部可持续发展，就应当把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结合起来。除了调整产业结构，改变强调资源优势的思维定式之外，还要着重从制度上解决生态环境保护的整体性问题，建立利益平衡的制度机制并使之规范化、法律化，以充分调动各类利益主体保护生态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并预防和化解纠纷。
西部这种经济与生态共同发展的制度需求为经济法所倡导的可持续发展理念提供了广阔的用武之地。落后地区人口的无限制增长、经济建设带来的资源和能源的枯竭、生态环境的破坏、企业和政府的短期行为，这些问题都有赖经济法的调整和遏制。反过来，经济法也是最能实现西部地区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法律制度，在我国现行的法律体系中，没有其他任何一个法律部门能象经济法这样在整体原则体系中体现和贯彻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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