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案的工程款能否以代位权诉讼的形式被追回？/赵峰(2)
我们认为，被告方提出的这一理由是不能成立的。理由如下：
首先，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出现的一些地区和建设单位无视国家固定资产投资的宏观调控和自身经济实力，盲目上新的建设项目，为转嫁投资缺口而强行要求施工单位带资承包或垫资施工的现象。从而导致拖欠工程款的现象非常严重。据统计，截止到1997年底，全国拖欠工程款高达3566亿元。另据中国施工企业管理协会的调查，被拖欠工程款的企业占被调查企业总数的1/3。这种不正常的状况导致承包人将资本都压在建筑物上，一旦工程款不能及时追回，将严重影响其再生产和日常生活，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上述通知对保证国家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宏观调控和工程建设的正常进行，防止发包方利用激烈的竞争损害承包方的正当利益，减少债务纠纷起到重要作用。由此可见，该通知的基本价值取向是保护承包方的利益的。而工商局借此来论证工程建设合同无效从而达到逃避债务的目的，在根本上是与“通知”的精神相违背的。
其次，本案中吕立同垫资施工的行为从表面上看与通知中讲的“带资承包”有相似之处，但实际上二者有本质的区别。通知中所指的“带资”、“垫资”指的是双方事先在合同中约定的。而本案则不然，恰恰相反，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由工商局“按施工进度付款”。只是由于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工商局擅自单方违约拒不付款，吕立同出于无奈才不得不垫资施工，保证工程能如期完工。这种作法是值得肯定的，符合合同法“鼓励交易”和“全面履行”的精神，理应受到法律的保护。
再次，上述通知有其合理的一面，但是却不应作为认定合同效力的根据。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合同法解释》）第四条之规定：“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第三条规定：“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效力时，对合同法实施以前成立的合同，适用当时的法律合同无效而适用合同法合同有效的，则适用合同法。”该通知在性质上属于部委规章，因此，以之来作为认定本案的建设合同无效是不能成立的。
被告主张第二份合同无效的理由是依据《建筑法》第二十八条之规定，“禁止承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全部建筑工程转包给他人，禁止承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全部建筑工程肢解以后以分包的名义分别转包给他人。”我们认为，这一理由同样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本案中原建筑二处将工程交给吕立同所负责的施工队建设的行为并非法律所禁止的“转包”行为。建设部1998年8月7日以建建字［1998］第162号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工程招标投标管理的规定》中明确“《建筑法》第二十八条所禁止的违法转包是指承包单位在承接工程后，对该工程不派出项目管理班子或者不进行质量、安全、进度等管理或不依照合同约定履行承包义务的行为”。而在本案中，原建筑二处并非不闻不问，而是有明确的责任并在施工过程中积极履行自己的相应义务的。承揽施工任务的吕立同也不是法律规定的“他人”，而是原建筑二处所属的职工。可见，本案中的“转包”行为实际上是建筑企业的一种内部经营方式，是为了调动员工积极性，提高经济效益，明确公司与员工的权利义务关系而进行的分工。而这种分工并不是法律禁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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