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劫一元应否入狱十年？/于伏海(2)
启蒙运动带来了观念上的空前革命，刑法上真正意义的罪刑相当观念也在文艺复兴中得到传播。资产阶级追求自由、平等和博爱，资产阶级的许多思想家为了反对中世纪的专断和残暴，实现刑罚上的公平和正义，纷纷倡导罪刑相当原则。他们认为，惩罚的目的不是报复，而是纠正违法者和反社会者，因此最严厉的刑罚应该用到最危害公众的罪刑上，对于一些普通的危害不是很大的犯罪，应该从宽处理。启蒙领袖孟德斯鸠就曾指出“刑罚应有程度之分，按罪大小，定刑罚轻重”。在这些思想的指引下，1791年和1810年的法国刑法典关于重罪、刑罚、违警察罪等的规定就体现了罪刑相当的原则。从此，各个新兴资产国家都把这一原则运用到刑事立法中了。
与此同时，责任主义原则也得到倡导。中世纪，刑法实行的是团体责任和结果责任。前者是指一人犯罪由集体承担责任，实质上是株连无辜，古代中国也不例外。而后者指的是根据行为的危害结果判刑，至于犯罪人主观上是否有罪责则在所不问，这就造成有的人主观恶性相当强却因为犯罪结果很轻微而得不到应有的惩罚，而有的人犯罪结果很严重但主观恶性很微小也要面临严重处罚。为了改变这种对刑罚不当扩张的局面，思想家们提出了责任主义原则，以保证无辜公民的人权。责任主义原则首要的含义是“无责任则无刑罚”，以此强调个人责任，否定团体责任。这一原则的第二个含义是“刑罚的轻重取决于责任的轻重”，要求一切刑罚都必须限制在责任的范围之内。
但是，十九世纪末期以来，西方社会的犯罪率明显上升，少年犯、惯犯、累犯急剧增加。这两个重要的刑罚原则也受到广泛的质疑，人们认为罪刑相当原则和责任主义原则不利于同犯罪做斗争。针对这种情况，许多学者纷纷提出新的观点，他们认为惩罚措施要与实施犯罪者紧密结合，犯罪行为最多只是犯罪者反社会性和危害性的外在表现，刑罚处罚的对象不是犯罪行为，而是犯罪者的反社会性和危害性，刑罚轻重不应该依据犯罪行为的轻重和危害性大小为前提，而应该以犯罪者的反社会性和危害性为前提。“罪犯本身才是刑事审判的真正的、活的对象”，这种观点被理解为“刑罚个别化”。刑罚应该依据不同的犯罪个体单独做出，缓刑、减刑、假释、累犯加重等刑法制度就产生于这样的思想。但是由于犯罪者的反社会性只能通过犯罪者的行为来判断，这就使得这些新思想不得不回到“罪刑相当”和“责任主义”上去找答案。
我国的刑法学界和立法者认为罪刑相当原则有自身的弊端，他们认为罪刑相当原则的出发点是犯罪行为，没有考虑到犯罪者主观恶性的大小，而刑罚个别化原则可以对此加以补充。责任主义原则又会出现“责任”难以判断的局面，为此，我国刑罚并没有单独提出这两个原则，而是提出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刑罚的轻重，应当于犯罪分子所犯罪刑和刑事责任相适应”，这是我国刑法对这一原则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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