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管公物警察权之分解研究：公用限制/刘建昆(2)
就公用限制的具体情形而言，因其法律依据甚多，如我国台湾地区仅实施建筑管制（禁建）的种类就有二十多种，参见（http://chengguan.fyfz.cn/art/665773.htm），其中涉及城市规划（都市计划）的就有四种情形（参见http://chengguan.fyfz.cn/art/541039.htm）。我国在城市规划建设管理领域，也存在大量的公用限制措施，举其要者：
1、特定的私产，因自身公益价值而被施以公用限制。如建设部颁布的《城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办法》第十一条:“集体和个人所有的古树名木，未经城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并报城市人民政府批准的，不得买卖、转让。捐献给国家的，应给予适当奖励。”《文物保护法》第二十五条：“非国有不可移动文物不得转让、抵押给外国人。”
2、行政机关因市政建设需要利用非特定用途土地，如通过集体所有的土地或者他人取得使用权的国有土地，而又不宜实施征收，又确实影响土地使用的，应当按照土地的用途给予补偿。但王名扬先生认为此类只是对私人不动产利用的限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行政役权。（《法国行政法》,p331）
3、因与公物或者受到特殊保护的物相邻近，而负有公用限制义务，易言之即公物行政机关享有行政役权。此点比较显著的例子是公路两侧的建筑控制区：“《公路法》第五十六条：“除公路防护、养护需要外，禁止在公路两侧的建筑控制区修建建筑物”。在城市内，公物包括但是不限于道路、绿地、海岸、河道等，与之相邻的不动产凡是处于“保护范围”之内一般都负有一定的公用限制义务。如《城市燃气管理办法》第十二条：“在燃气设施的地面和地下规定的安全保护范围内，禁止修建建筑物、构筑物，禁止堆放物品和挖坑取土等危害供气设施安全的活动。”其他受特殊保护的物，是指前述加以公用限制的物，其相邻的不动产亦负有保护义务，如《文物保护法》第十七条：“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不得进行其他建设工程或者爆破、钻探、挖掘等作业。”
在理论上，城市管理中常见的临街房、门头招牌、户外广告等的管理，以及“门前三包”等措施，正是由于它们与城市道路等公物具有相邻近的关系，而负有一定的义务，属于公用限制的范畴。可惜管理的法律依据大多是地方法规，不光法的位阶较低，立法的科学性也很难保证，本文不再一一援引。实践中，这些管理事项被纳入所谓“城市容貌”管理，并没有看到其“公用限制”之本质所在。在户外广告管理中，广州一负责人生造出的户外广告位涉及“空间视觉权”一说，不光没有法律依据，更是没有行政法学理上的依据，只能作为笑话来看了，实际上，受到公用限制的财产，其剩余财产权，仍由原权利人正常享有，成都、广州等城市以管理为由将广告位收归政府出租的办法，实际上已经近似对剩余财产权的掠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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