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湖南近现代法制思想史论》后感/汪东升(3)
三、看得住
在赋予官吏权力的同时，也要强调制度监管和约束，不能放任权力滥用。因此，我们应当重视权力运行中的官吏治理，要对干部进行考察，建立一整套的考核制度，按照考核结果予以奖惩。赏罚必须严明，做到能者赏，劣者罚，只有这样才能激发和调动官吏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权力会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会导致绝对的腐败。我国的政治体制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人民是最高权力的唯一源泉，人民将最高权力赋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由人大统一行使最高权力，产生其他国家机构。这种政治体制的好处在于体现人民主权，实现中央集权，但在具体国家机构设置时，没有像西方国家三权分立模式下的分权制衡，容易导致了权力监督涣散，从而形成了无监督的权力，导致权力滥用而伤及民生国本。由此可见，对官员的监察和对权力运用的监督在我国官吏治理中显得十分重要。
在政治体制中，官大一级压死人，上级对下级的监督作用是比较容易实现的，因此我们可以赋予上级对下级更广泛的监督权。赋予权力的同时也意味着更多的责任，对上级监督过失责任，我们也要严加追究。大思想家王夫之就强调严于治上官，反对“严下吏之贪，而不问上官”的错误做法。他认为任何时代下级官吏之所以贪贿成风，根子往往是在上面，是由于上级官吏失职或贪赃枉法的结果。如果只惩办下官，而对上级官吏放纵不管，这是亡国之道。王夫之认为，实际情况看，下吏之贪往往与上官的包庇纵容、相互勾结直接联系，下吏充当着上官的“鹰犬”。而事发后，由于上官隐藏在背后，受到法律惩罚的往往只是下吏，上官们都可以肆无忌惮地中饱私囊，又可以逍遥法外。王夫之“严于治上官”的思想在当今的吏治治理中依然有其实践意义，上级监督过失的责任观念应当树立起来，配合着引咎辞职制度，也许能发挥其现代功效。
权力监督模式除了上级监督以外，还可以发扬党的优良传统，走群众路线，将人民监督纳入权力监督体系。当年毛主席在延安回答黄炎培先生提出的“如何跳出王朝兴衰周期律”一问时也强调了人民群众对政府的监督作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胡耀邦同志很早就提醒我们注意“党从被压迫、被屠杀、被围剿的地位，转到了执政党的地位这个根本变化”。他认为“到了执政以后的今天，党控制着一切资源，也就控制着人民群众的生命线，官员们就以为可以用强迫命令来迫使人民群众就范、服从，而无须用说服、教育来吸引人民群众，社会上又没有任何力量能够约束执政党的行为。因此就越来越脱离群众，越来越脱离实际，一个官僚特权阶层“茁壮成长”起来，站到了人民群众的对立面”。这些警示的话语在今天的有些地方、有些官员身上不幸应验，他们公然叫嚣“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这一现象的出现，提醒我们人民群众监督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不能在与人民群众对立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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