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时制定一部“紧急状态法”/秦前红

及时制定一部“紧急状态法”/秦前红
及时制定一部“紧急状态法”

秦前红叶海波

任何国家，都可能因为内乱外患、天灾地变甚至人祸而陷入紧急状态之中。紧急事件的出现使社会谣言四起，人心惶惶，区域或者整体的正常秩序被扰乱。为了恢复到正常状态，必须采取有绩效的紧急对抗措施，迅捷地调动一切人力和物力来应对紧急事件。紧急事件的突发性和紧急状态的紧急性必然要求将一种强制性的组织权力赋予某个机关，并尽可能地减少对这种紧急权的行使的种种限制。
与正常状态下的国家权力相比，紧急权具有较强的专断性，并且高度集中在某一机关之手。这种专断性权力的存在，是人类社会应对突发灾难的长久选择的结果。当然，紧急权主体的单一性和行使的专断性，也决定了紧急权行使失控将会造成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在现代宪政国家，一切国家权力的渊源和行使都必须征得宪法的许可，所以各国或者在宪法中或者制定单行的法律来规范紧急权的行使。如1961年委内瑞拉宪法就设置“紧急权力”一章来规范对抗紧急状态的相关事宜，而英国、美国和前苏联则分别制定了《紧急状态权力法》《全国紧急状态法》《紧急状态法律制度法》。值得一提的是，相当多的国家在紧急状态法中对紧急权的行使设置种种法定限制后，还赋予公民紧急抵抗权以抵抗非法紧急权对公民权利的侵害。可以说，建立一个既保证紧急权高效率的行使又谨防其给公民、团体和国家带来危害的法律系统，是当今宪政国家有效对抗紧急事态的成功经验。
自年初在广州发现SARA（非典型肺炎）首例病例以来，这一传染性疾病迅速扩散到十几个省市（截至今日，全国共有 26 个省市共确诊 2914 例，存疑 1921 例，其中死亡131 例——见新浪网刊登的卫生部27 日通告。），并且引起了部分药品、生活用品的抢购风波，严重的破坏了正常的生活秩序，许多省份事实上处于紧急状态。在采取紧急对抗措施的过程中，部分省市之间主要领导人重视程度、对抗措施力度以及疫情控制结果的差异，充分体现了中国应急系统的种种缺陷。如在最早发现病例的广州，疫情得到了基本控制，而首都北京近来的病例报告却迅速增长，死亡率偏高，甚至还将SARS输出到了其他省份如湖北。全国对SARS的重视程度也只有在胡锦涛总书记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和总理温家宝三令五申，并撤除卫生部部长和北京市市长后才有大幅的改变。
中国对抗SARS的历程体现出如下两个特征：一是紧急对抗措施得力与否、疫情能否及时控制，取决于领导人的认识水平和重视程度，应紧措施的采取具有较强的恣意性，主要领导人的个人意志左右着局势的轻重缓急。二是社会资源的动员成本极高，只有在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做出指示甚至严重警告后，这种动员才得以顺利进行。这两个特征反映了中国应紧系统存在着效率低下、人治化严重等重大缺陷，而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紧急状态立法的滞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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