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时制定一部“紧急状态法”/秦前红(2)
尽管我国历史上早就有紧急状态的记载，如《三国志·魏·王朗传》上载“今六军戒严”，并且在建国前后就出现“军事管制委员组织条理”的紧急状态立法，但从1954宪法到1982宪法，我国关于紧急状态的宪法规定发展变化不大，现行82宪法关于紧急状态的规定只有区区的四条，其中第六十条是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紧急状态下的任期和选举问题，第六十二条第十四项是关于战争与和平的规定，第六十八条第十八、十九和第二十项是关于战争状态的宣布、全国总动员和全国及部分地区的戒严问题，第八十九条第十六项是关于国务院宣布部分地区戒严的规定。比较突出的是，至今我国没有关于紧急状态的专门立法。这种立法滞后的现状，极大的影响了在紧急状态出现时政府应急的成效。在大多数国家，只要紧急状态被宣布，相应的政府机关必须全力以赴应对紧急危险，从而减少人为的怠慢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但在这次SARS事件中，我国由于没有任何机关确认紧急状态的存在，有些政府机关采取了瞒报病情甚至不重视的态度，导致SARS在部分地区的失控；在疫情极为严重后又采取一些并无法律依据的严重侵犯公民权利的措施。紧急状态立法的滞后导致了应急系统的不完善，进而导致严重的后果，当然最为严重的后果是对近几年全国各界人士艰苦努力制造的法治追求和氛围的破坏——当今我国采取的大部分紧急对抗措施不但无法律依据，还是对宪法和其他法律的重大侵犯。为了应对以后还会出现的种种紧急状态，我们必须在修改宪法的相关内容的基础上尽快制定一部紧急状态法。考察各国关于紧急状态立法的实践和理论研究，我们认为制定一部较为完善的紧急状态法必须处理好下面四个主要问题：
第一， 紧急状态法的法律部门归属问题。
紧密状态是常规状态被破坏的结果。从这个角度来讲，任何社会都可能交替地存在两个状态和两种性质有别的社会秩序。两种状态存在的根本区别在于，在正常状态下，社会的各成员之间尽管也存在重重的冲突和矛盾，但总体上讲，社会处于一种和谐有序之中，绝大部分社会成员的生命、财产以及各种宪法权利都能得到法律保障；而在紧急状态下，原有的和谐的宪法秩序受到威胁甚至已经被破坏，公民的生命、财产和各种自由遭到了重大威胁，死亡和动荡是这种状态下社会的经常现象。基于这样的一种本质区别，宪法对于两种状态下的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分配采取了不同的方式。在正常状态下，可能侵犯公民的宪法权利的主要敌人是国家权力，因而在正常状态下，宪法通过权力分立的方式将国家权力的行使限制在特定的范围并设计一系列程序来捆绑其手脚——此时公民享有最大限度的宪法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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