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监所检察监督实效的法理思考/郝建宏(2)
与此相关，监所检察监督实务中，造成监所检察监督职责和工作重点不明晰，监督手段单一，监督能力弱化，监督效果不明显，甚至偏离监督工作目标，以致产生监所检察监督工作目标与监管场所工作目标“同化”的现象，其结果便是严重削弱甚至丧失了监所检察职能。就监所检察监督实务偏离监所检察监督工作重点而言——在检察资源紧缺的情况下——本应突出工作重点，把有限的资源配置、流通到最需要的部分。但监所检察监督实务中，工作目标不明确，工作计划不具体，实际工作无重点，甚至往往是非业务的事务性工作以及与职责履行毫无关系的事情取代了重点工作。这里有认识问题，即便是认识问题也主要是由于贯通性机制的缺失而引起的认识混乱和监督工作无法深入的有效开展所导致的，甚至造成工作的无所适从。比如，以监狱安全检查和教育罪犯为例，如果监所方面与监狱进行联合安全检察，作为检察监督一方的监所检察人员，如果不是以监督的视角介入，而仅止步于安全防范问题，那是多余的。因为检察室几个人的力量是保障不了偌大的监管场所安全的。检察人员必须站在检察的高度，督促、促进监管场所落实安全等执行机关的工作职责或者纠正执行机关不履行安全防范等工作职责的偏差或错误。即便检察人员介入安全检查等事务，但该安全检查只是手段，其目的是检察。有检察意识的安全检查，是谓“安全检察”。教育罪犯也一样，监所检察人员进行法律宣教无可厚非。但对罪犯进行法律宣教不是监所检察人员的工作目标和工作职责。如果监所检察人员对罪犯进行法律宣传教育，应以监督的视角，带着检察使命有意识的进行，在教育过程中通过与罪犯谈话交流，了解情况，掌握信息，以便于履行检察监督职责。也就是说，监所检察人员开展工作要仅仅围绕工作中心和重点，与履行检察监督职责无关的工作事项与监所检察人员无关，否则就是越位、是代替包办，其结果是导致工作非职责化和监督工作实效的弱化。
监所检察监督工作目标的偏离、工作重点的错位、工作内容的广泛性和监督职能的综合性以及市场经济条件下现实社会的复杂性等原因，加之监督程序的缺失，势必又造成工作效率低下，其结果便是监所检察监督不到位，甚至距离法律的要求相去甚远。最终造成监管场所徇私舞弊减刑、假释、保外就医（包括违法减期、所外执行和所外就医）案件、侵犯人权案件和各种事故的屡屡发生而得不到有效遏止。最具说服力的便是超期羁押专项检察的效果问题。首先，纠正超期羁押的前提是存在超期羁押，这一前提透视出刑事程序法律的不完善和执法不严，以及为了实体法目的的实现而轻视、甚至忽视了程序法的严格执行。其次，通过最高法、最高检和公安部的联合专项整治斗争，超期羁押问题取得了显著成效，使侦查、起诉、审判各环节新发生的超期羁押从2003年的24921人次下降到2007年的85人次⑶。这一成果说明，在工作目标确定，工作重点突出——以专项工作的形式开展——的前提下，程序合力突现——三机关联合，由上至下督导推进——的情况下，多年司法顽疾毅然解决。专项整治工作的实效性和日常监所检察监督工作的效率低下和苍白无力的巨大反差，充分佐证了本文的主题观点——行为规范的重要性、程序的重要性，工作机制的重要性、监督能力的重要性——总之，在监督立法不足和严重滞后的条件下，贯通性监督机制的缺失制约了检察监督工作的有效开展，是导致监所检察监督实效弱化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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