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监所检察监督实效的法理思考/郝建宏(7)
（二）、结合监所检察实务，依法创新工作机制
以现实法律体系的精神原则为基石，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指导，结合检察实务，创新科学务实的工作机制。如此不但能较好地解决好工作难点，经过实践检验在具有可行性的前提下，还可为最高检制定相关的司法解释和为立法机关创制相关法律提供参考。就拿因对缓刑犯不交付执行造成的社会服刑人员的脱管漏管问题来说，监所检察部门应依法建议法院对被判处缓刑的罪犯向相关派出所交付执行。为使诸如此类的纠正意见或检察建议，得以遵守而制度化，监所检察部门可以牵头，通过政法委员会或劳改局、劳教局制定有关文件而创制相关制度。比如，对于被判处徒刑缓刑的罪犯，为防止法院因不交付执行而脱管漏管，天津市大港区人民检察院监所检察部门，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法院事先向有关派出所、街道、司法所发出出庭通知书，法院在当庭宣告罪犯缓刑时，使派出所、街道、司法所方面工作人员与缓刑罪犯“四见面”，从而从源头上堵住了脱管漏管的口子。运行几年来产生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在经实际工作检验具有可行性的基础上，监所检察部门在政法委员会的组织下，协同法院、派出所等有关单位及时共同制定缓刑犯交付执行和社区矫正刑罚执行规范文件，使切实可行的工作机制规范化、制度化、长效化。监所检察部门的监督机制创新经验，不但是在遵循法律精神的原则下进行的，且廓清了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模糊规定。刑法第七十六条规定：“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内，由公安机关考察，所在单位或者基层组织予以配合……”，同时适用的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七条规定：“对于被判处徒刑缓刑的罪犯，由公安机关交所在单位或者基层组织予以考察”。在立法不足，法律资源匮乏的现实条件下，法律范围内的制度创新、机制构建，弥补了立法之不足；同时还是人力资源的节约，弥补了监所检察人力不足的现实，事半功倍，提高了工作效率。再比如对于庞杂的监所检察业务，要有轻重缓急之分，对于不同的问题要区别对待。还以社会服刑人员为例，对于假释犯和剥权犯——假释犯，主刑未执行完毕；剥权犯主刑已执行完毕，仅剩附加刑——在社区矫正过程中应予区别对待，要体现法律和政策区别对待的精神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但其关键是把握好度——就是在充分考虑罪犯改造效果、社会危险性等问题的基础上，达到罪犯利益——体现为罪犯人权——与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的均衡。“法不应当或者只关注公共利益，或者只倾向于保护私人利益，而应当努力在两者之间寻找最佳结合点”⑻。当宽则宽，当严则严，就是“相济”，利益均衡便是“度”。还有，关于少年缓刑犯的社区矫正问题。社区矫正工作及其检察监督问题，本来就是一种探索，至于少年犯的社区矫正问题，更是法无明文。对少年犯的社区矫正工作及其检察监督，更需要执法、司法人员在遵循宪法精神，法律原则的前提下——参照青少年保护法等法规的相关内容，结合青少年身心发育特点，针对少年犯社区矫正中的突出问题——制定出科学、合理、适用的工作规范行为规则。并运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遵循法理内涵，创造性的化解矛盾处理问题。在国家主权范围内，执法、司法实践中创制的各种制度，只要遵循宪法和法律，保护、确认、符合国家利益，其制度创新及其依其创新制度处理问题的结果，就是合法有效的，便会得到确认。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结果，在具有普遍性的基础上，将会被吸收制定为党的国家刑事政策，进而确立为国家法律。这也是法律的滞后性、不健全性所必须的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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