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监所检察监督实效的法理思考/郝建宏(8)
（三）、关于提高监督能力诸问题的理性思考
提高监督能力涉及诸多方面，笔者仅就具有可行性的有关主要问题予以阐释。首先，是人员素质问题。检察人员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的高标准组合构成了德才兼备。政治素质的高低优劣与道德因素和成长经历有关。康德说过：“道德的问题并不是一个知识问题——纯粹理性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理性问题”。笔者仅就如何提高监所检察人员的业务素质加以分析。法律学科属于应用科学，不在或者不能在法律实务中实际应用，再高深的理论也只能束之高阁。作为监所检察人员不但要有广博的法律知识，还要有较高的法律素养和深厚的业务功底。不管是检察人员还是没有法律知识的人，只要通过法学高等教育，法律知识和法律素质便会得到相应的提高，但业务水平的提高和业务素质增强，并不是通过专门的法学教育就能一蹴而就的。法律知识是关于对法律问题知道不知道的问题，法律素质是主要体现在运用法律知识进行理论思辩的能力方面，而法律业务素质是运用法律知识和思辩能力解决法律实务问题的应用能力问题。由法律素质过渡到业务素质必须以法律实务为中介——在法学教育与实践相结合方面我国法学院校尚无建树。这就是为什么法理学教授不一定能办案的道理。霍姆斯在其〈〈普通法〉〉开宗明义地说：“法律的生命始终不是逻辑，而是经验……” ⑽。在法律的实践性这一点上是不无道理的。法律往往是历史的传承和社会现实的写照和确认。法律人更是在实践中认识法律和适用法律，并受着实践经验的影响。俗话说：在游泳中学习游泳。法律和游泳一脉相承，只能在法律实务中学习和提高。所以，监所检察人员业务素质的提升，必须在具有一定法律素质的基础上，经过监所检察实务的磨砺和经验总结。学者苏力认为“法官素质并不是一个天然的问题，它是整个社会变化的凸现的结果”。“社会提出的问题只能由社会来回答”。并且认为“绝大多数司法和法律的实用人才都是到了司法和法律工作岗位上才逐渐培养起来的”，目前，“法学院的知识之所以缺乏真正的市场是因为它没有改造生活的力量” ⑾。法官素质的提高如此，检察官也一样。
监督观念和法律意识对提高监所检察监督能力、增强监督实效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拉扎列夫说过：“作为在某种意义上的法的直接渊源，法律意识在法律文件中得到反映，并且对立法程序本身和结果施加影响。如黑格尔所说，通过法律意识，也正是因为法律意识，立法者才‘捕捉到时代精神’，并将之反映到法律文件中” ⑿。“时代精神”存在于立法者的法律意识之中，而立法者的法律意识反映在法律之中。时代精神就是人类理性，所以孟得斯鸠说：“一般地说，法律，在它支配着地球上所有人民的场合，就是人类的理性……” ⒀。人类理性、时代精神通过立法者的法律意识存在于法律之中，往往体现为法的价值、原则和目的，是法的精神。执法者、司法者在执法、司法的过程中，必然涉及对法的理解、解释，和法律论证、法律推理。在该过程中，执法者、司法者的法律意识、观念必然会起到不同程度的作用，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执法者、司法者的执法、司法观念、意识只有贴近、符合立法者的法律意识、观念，才能真正体现法律的价值、原则和精神，才能正确的执法、司法。检察机关作为保障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的国家机关，检察人员的法律意识在某种意义上关乎中国法律的实现。为此，监所检察人员要摈弃陈旧的、落后的监督观念和法律意识，代之以先进的、具有现代化理性文化的监督观念和法律意识。在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基础上，要采取“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态度。就中国法治现代化的历程而言，由始至今，在不断移植和吸收西方发达国家先进有益的法律。对于世界范围内的优秀的、先进的法律思想文化，我们也必须采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监所检察监督以刑罚执行监督为重点，以保障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和维护司法公正为目标，决定了在监督观念、监督意识方面，必须正确、理性、恰当地处理好相关问题和关系，才能有效提高监督能力。本文所阐述的工作实效是一种合力的体现，是提高监督能力、增强监督实效的协调一致的统一体。本文所主张的监督观念和监督意识，是受与之相应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支配的法律价值有机组合的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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