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检察机关适用刑事和解的完善途径/朱生存 任全辉(2)
（三）降低了诉讼成本，节约了司法资源
我院在办理刑事和解工作中除了和解权利告知、意愿转达等基础工作外，对刑事和解工作进行了检察同步监督。对于召集当事人及其亲属、制作和解笔录、召开现场调解会等具体工作均由我院主持开展，必要时邀请公安和法院的有关人员参加；对于成功刑事和解的案件，检察机关一般作不批准逮捕、不起诉或提出从轻减轻的量刑建议，节省了更多司法资源。并对和解协议落实情况实施跟踪监督，对督促和解内容执行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没有一件出现当事人上访、申诉，也没有公安机关要求复议、复核的情形。
（四）体现宽严相济，强化检察监督权威
刑事和解中，被害人实现了对司法权的合理限制，最大限度地保障了人权。就加害人而言，和解后的从宽处罚，降低了国家公权力惩罚引起的敌意，有利于唤醒其良知，及时回归社会。在司法实践中，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被害人及其近亲属达成和解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可以考虑当事人的和解意愿，并根据案情依法不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对被告人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同时，强化检察监督权威，增强了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作用。如肃北县检察院在开展3起交通肇事案件刑事和解过程中，对于部分群众认为“撞死人只要花钱就不被处理”的误解，该院结合交通肇事罪的法律和司法解释进行了认真解释，教育广大村民要严格遵守交通法规，并对缓刑的适用、酒后驾车、交通逃逸的处理等问题进行了普法宣传，得到了群众的好评。
二、刑事和解需要解决的实践问题
2011年2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关于办理当事人达成和解的轻微刑事案件的若干意见》，归结起来，检察环节刑事和解制度包括以下内容：刑事和解的指导思想、适用范围、工作原则、办案程序、期限和效力等，《意见》的发布为检察环节刑事和解提供了范例。但在工作中，仍存在实践障碍：
1、刑事和解制度缺乏刚性。刑事和解制度尚未获得立法确认，“两高”的相关规定比较笼统，影响司法的统一和威严。
2、刑事和解的范围过宽。一般地讲，刑事和解案件，应当是法院可以判处缓刑、检察机关可以不起诉的案件。实践中，一些情节严重的犯罪经过刑事和解减轻判处，有的案件，被害人一方本身就是犯罪的肇事方，对犯罪后果应当承担主要责任，可是因为受伤较重作为被害人，仍然不思己过，提出过分要求再次伤害对方，对此不加分析和解，显然有损法律公平正义的特质。
3、刑事和解协议的履行缺乏保障。依照法律规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正常处理程序是，犯罪人在受到刑事制裁的同时，赔偿被害人因犯罪遭受的物质损失。然而，单一的民事判决执行都是老大难，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执行更是难上加难。因此可以理解为，刑事和解是对刑附民案件执行难的妥协。面对犯罪人“赔钱免罚”的要挟，希望寻求司法保护的被害人，在没有被害救助制度的司法机关无奈躲闪的目光下，只得违心接受“和解”，在金钱和尊严的二难选择中受到“二次伤害”。和解协议达成后，检察机关就要及时结案。但有的和解协议难以即时履行，双方又表示认可。如果刑事方面的决定作出后，加害人未按期履行协议，被害人就只能通过民事程序起诉维权。遭遇这样的情形，刑事和解的意义就丧失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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